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任弼时在红军早期建设中的贡献
章学新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长时期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时间过去愈久，他的历史功绩愈为人们所认识。就军事方面来说，他和贺龙一道在长征中缔造红二方面军，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部队政治建设方面的卓著功绩，以及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他参与最高军事指挥决策，特别是组织和后勤工作方面等的历史贡献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他在红军的早期建设中有哪些重大贡献呢？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索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军事家、战略家逝世４０周年。
　　　　一
１９２４年国共首次合作，孙中山“以俄为师”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如果说在此之前，党对于军事工作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批评孙中山“集中全力于军事的行动”是应当“抛弃”的旧观念，那么从这时开始是有所转变的。黄埔军官学校建立不久，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党即派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共中央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党中央第一个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由张国焘、任弼时、王一飞三人组成，张为主任。任弼时当时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王一飞是５月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结业回国的。
同年１２月，军委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工作。短短两个月之内，部分省区如北京、广东、河南，已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军事特派员。军事委员会还向各地派出一批军事干部。５月从莫斯科回国的２６名学军事的留学生中，派到广东的有熊雄、叶挺、聂荣臻等１２人，河南有李林等９人，北京２人，王一飞、颜昌颐等３人留在上海。又在上海办了军事训练班，建立了２０００人的战斗队。与此同时，向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派了特派员，并派员去孙传芳部队做调查和情报工作。出席这次上海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会后，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陕西等省委也先后成立军委。这些工作是有效的。在反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冯玉祥的国民军之所以同情民众，孙传芳一度通电反奉，和军委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军事工作的系统，使党的军事建设从此起步。
　　　　二
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军事部的工作始终限于上层联络，搜集情报和调查研究，没有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和团的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批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做军事运动，只做民众运动”。①任弼时对此也是很不满意的。
北伐开始后，任弼时认为，工农是党的基础，“军队也就是由工农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应当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特别是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开始暴露，任弼时竭力主张在北伐军中建立党和团的组织，“庶使国民党或蒋介石等将来反共后我们还可以取得一部分武装的兵士群众，并且我们若是在军队中有了势力，也就可以阻碍蒋介石等的反动”。②但陈独秀不许这样做，理由是“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那么就不应当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因为现在军队中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倘若又组织ＣＰ、ＣＹ，其势必引起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冲突，而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③虽然团中央发动团员和青年先后考入黄埔军校的“至少在５００人以上”，武汉政府反动之前，又决定两湖派两千团员加入国民革命军，但因为军队中没有党团组织，派去的同志“便成散乱而无组织的状态”。任弼时愤慨地写道：“共产青年的导师李卜克内西时代的团是以反军国主义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之下的团，完全放弃破坏敌人军队，建立工农阶级武装的工作，这真是本团的一件耻辱。”④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任弼时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兄弟组织的代表询问中国共青团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时，他“简直无话回答”。⑤这次会议期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讲，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回国后，１９２７年４月底任弼时出席了党的五大。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但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主持下，“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共青团的任务之一是“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号召团员和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５月２６日，任弼时等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时，特别提出：共青团在军队中应建立组织，受党的领导。如果还没有党的组织，可用过渡的办法受驻地党委的指导，驻地没有党的组织，则受团委的指导。⑥两个月之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终于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三
１９２７年，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湘东组成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此后直到１９２９年止，全国发动了１００多次武装起义，凡是胜利的起义，都组成了工农革命军，中国进入了深入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系统地总结经验、加紧组织红军成为党的六大重要的议题之一。
任弼时没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守国内指导工作。任弼时为留守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从５月到７月的两个多月内，有关军事建设的有：《军事工作大纲》（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兵运策略》（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的小册子中，又对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作出指示。这三个文件，⑦对党的军事建设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的规定。这是任弼时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也反映了全党对军事运动认识的新水平。
《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党中央关于红军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大纲》发出不久，７月９日“六大”对国内工作的指示里也提出：“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大纲》是在周恩来出席指导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力图对党的军事运动作“整个的规划和指导”，提出了军事运动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军事工作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和注意对敌作战的战术等，《大纲》总结了如何打入和瓦解敌军，如何扩大工农群众武装的经验，提出建立红军的问题。《大纲》指出，“在破坏反革命武装的过程中间同时要将工农自己的武装建立起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兵变，“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以促进兵士的阶级斗争”；要改变那种“不能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相适应”的旧的军事运动政策。《大纲》规定：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红军士兵的成分“须有广大工农分子参加”，首先选拔“赤卫队中的勇敢分子”，尤其是“工人赤卫队分子”，“极力减少小资产阶级之成分或旧式雇佣之兵士”；红军战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士兵生活“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省委特委与暴动区域的县市委均应建立健全而有力的军委，“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担任”；割据区域的苏维埃军委“即为党的军委”，党组织以团为单位设支部，连设分支；政治委员即党的代表，在党内为支部或分支的负责人员；对外代表苏维埃进行士兵群众的政治教育；对红军士兵集中施行政治教育，这“不仅可使红军兵士的政治认识与宣传组织工作能力增高，而且在退伍之后，乃至于在偶尔失败时，均能使他们回到乡村中成为群众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这些规定为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兵运策略》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联合通告。当时蒋介石打下平津后，立即着手整编军队，使新军阀部队的官兵惶惶不安，这使兵运工作出现新的形势。文件针对当时党内对兵运工作的错误认识，即不顾客观条件在兵变工作上主张“有一个变一个”的“消灭自己的政策”，和对敌军士兵不作分析，认为“完全是离开生产的流民分子”的形而上学观点，着重分析了敌军士兵的社会成分，指出敌军士兵有六种人：一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二是曾经受过工会、农协训练的工农群众而入伍当兵的。这两种人在“全国任何军队中都占大多数”，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极富有革命性”；三是在军队中极普遍的老兵，他们有战斗经验，在士兵中有信仰，“若能启发他们阶级觉悟，很容易争取新兵群众”，因而是“发展士兵工作非常重要一点”。真正的消极因素是一部分地痞流氓，“可为军可为匪”的土匪分子，以及忠实于长官的卫队、护兵、马弁等。强调要区别对象，运用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应立即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合并党和团的支部，统一指挥，对士兵开展政治教育。在时机未成熟时设法保存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发动部分的经济斗争，“不应无计划地逃出或稍有力量即图哗变”，同时严格规定“秘密艺术”和党组织的活动方式。这些分析和规定，不但将士兵运动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使兵运工作由“零星散乱”状态逐步趋于系统化。
在《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任弼时对发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指出游击战争是在群众斗争中“为抵抗反革命武力”，“向反革命武力进攻”时的武装斗争方式，应在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及口号之下起来斗争，应纠正“单纯离开群众的杀人放火、沉溺于赤色恐怖方式”，那样行动“必定是造成乡村反动势力的进攻而致吓退群众斗争的勇气”。游击队应是“由群众中产生的武装组织”，必须注意分散的原则和普遍的原则。割据区域“尤须赤卫队普遍的建立”，党组织须经常注意其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改变过去“一组织武装就必须集中，因得不到给养就成为土匪流寇式的队伍”。游击队的作战方式应当机动灵活，“对于比我们过于强大的军队宜避免决存灭胜负的战争，须用分散袭击方式去求战胜敌人军队”。割据区域的红军及赤卫队须向外发展扩大，到邻近乡村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每次斗争的成败“必须着重于农民协会组织是否有广大群众，对于党的主张与土地革命及政权是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要求，党的组织与影响是否发展深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因为这就可以准备继续的进攻”。
６月４日，任弼时为留守中央起草的给朱德、毛泽东的信中，⑧对已占据永新、宁冈、遂川的红四军提出：须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军队，同时向四周发展为“工作的总方针”。在改造整理军队方面，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将工农革命军正式改成红军；尽可能地增加工人和贫农成分；设政治部，对士兵实行政治训练，在占领的区域经常开办党的训练班；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成立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同时，注意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政策。１６日，毛泽东从宁冈茅坪给湘赣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说：“⑴普遍发展六县之党，⑵发动当地农民暴动，⑶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⑷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⑸办军校及党校”，“⑹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此时，毛泽东已经中共湘赣省委批准为湘赣特委书记，他谦虚地在报告中写道：“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⑨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运动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在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由以上事实可见，任弼时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
引文出处：
①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②③④⑤任弼时：《三年来共产青年团务概况》。
⑥任弼时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６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记录。
⑦⑧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
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关于红军情况的报告》，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第７页。
（附图片）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