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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是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锻炼而形成起来的。
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了起来。这个团结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因为最坚定地最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面，所以成为团结的核心和领导力量。依靠这种团结的力量，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大团结仍旧能够继续存在呢？为什么参加民主革命的各个阶级阶层没有因为彼此的利害矛盾而分崩离析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虽然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中国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国家。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就免不了挨打，就免不了重新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中国人在帝国主义支配下过活的情况，每个爱国人士一回想到就感到痛苦和屈辱。要使中国人永远不至于再回到那种生活去，就必须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国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路。
除了社会主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么？难道可以走资本主义的路么？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走资本主义的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帝国主义世界里做个殖民地，至多是做半殖民地式的小伙计，就是把大门向帝国主义国家打开，就是让帝国主义和它的向来使用惯了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走狗在中国重新建立起统治。所以中国在民主革命以后事实上只能在这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向前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向后倒退到那种悲惨的痛苦的旧中国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还能够取得——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在工人农民以外的爱国人民的拥护。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由于其阶级本性，不能不对于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件事感到抵触，但是依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努力，他们的大多数经过了一些怀疑、观望、徘徊、动摇以后，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因而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对于许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从各方面深刻感染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各种只适合于私有制度的老的想法和老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而对于新的东西，许多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习惯的。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形而退却。他们越来越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他们也就越来越认识到，应当改造自己来适应于社会的进步，而不应当设想使社会制度适应于自己。
要走社会主义的路，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实行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我国现在已经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取得胜利，而且已经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成就。
现在，社会主义不但已经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已经成为实际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发展轨道。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们祖国的独立、富强，就没有我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就不能保证六亿人口的衣食住行，这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说来，已经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引诱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期间，在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党的整风运动的情形。企图利用整风运动来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些右派分子以为，他们的言论一定能够在工商业者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事实正像在北京举行的工商界座谈会中的情形所证明的，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终究并没有为右派分子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他们拒绝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右派分子又曾经以为可以利用青年学生的缺少社会经验而在学生群众中找到同盟军。但是事实也已经证明，当右派言论在学生群众中暴露出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时候，就遭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唾弃。右派分子企图经过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打开中国人民大团结的缺口，这种企图已经遭遇到可耻的失败，当然更不用说要在工人农民中进行什么活动的妄想了。他们的这种妄想只会得到双倍的打击。
我国目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一去不可复返，但是总有一些人还不死心，还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真能取得胜利，还想寻找机会来改变历史的进程。
过去的革命经验证明，每当历史的车轮急剧地前进的时候，总会有些人从车厢中抛出来。他们不能适应客观的变化。可是在他们被抛出以前，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要被抛出，反而以为车子快要出轨了，快要倒霉了，而他们却将夤缘时会，成为真正识时务的角色。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巨大变革，在这种大变革中更不会不发生这种情形。社会处在大变革大改组的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某些暂时性的不完善不协调，从右派分子的眼中看起来，就是表明社会主义的命运已经不妙了，人民已经离开共产党了，人民已经讨厌社会主义了。他们以为，他们一跳出这个社会主义的列车，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他们一起走。
这些右派分子的算盘打错了。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一天天取得更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也一定会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针，进行党的整风，要求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克服党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这都是为了巩固人民的团结。而党认真这样作的结果，全国广大人民的团结也必然更加巩固。
为了真正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划清界限。我们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有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某些方面暂时还觉得不习惯，因而暂时有些怀疑、动摇和保留，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将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并且积极参加新生活的建设。因此，他们的某些暂时的怀疑、动摇和保留，同右派分子的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人们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提出善意的批评，对于共产党员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善意的批评，无论这些批评怎样尖锐，对于党和人民政府都是极其有益的。我们必须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即使这种批评有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区别的。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一切真正爱国的、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人就应当同右派划清界限，使对于是非问题的根本认识更加明确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才能够更加巩固。
有些右派分子本来自命为了不起的英雄，以为他们的一言一动能够影响天下的安危。但是他们终于不能不发现，如果他们不根本改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就将完全孤立，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换句话说，他们就将被抛出时代的列车以外。同他们的命运相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列车，必将在共产党的火车头的引导下，日夜不停地轰隆轰隆地前进，向着无限光明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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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加农作物产量是调节内部矛盾的重要物质基础
　　国务院指示各地抓紧领导农业生产
新华社10日讯 国务院关于加强当前农业生产领导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目前正处在农事紧张的季节，今年上半年的气候又不很正常，有的地方已经出现涝灾，有的地方又受到旱灾的威胁，这应该引起各地严重注意。搞好农业生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为了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各地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必须抓紧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切实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省级领导机关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力量领导农业生产。县级整风推迟到省级整风以后进行，更应该用全力领导当前的农业生产。
二、各地应该立即深入检查春耕播种的情况。凡是还没有播种的土地，要力争按季节种上；如果季节已过，也要抢种晚庄稼。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可以利用的土地全部利用起来，争取多种多收。河北省开展“无闲地运动”，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前提下，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社员个人把零散的小片荒地开垦出来，收效很大，各地可以仿行。但是，凡属在开垦后会破坏水土保持的荒地，不准开垦。
北方各地麦收季节已到。应该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组织好麦收工作，细收细打，防止任何灾害损失，保证作到颗粒还家。
三、加强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发动群众查苗、补苗、保苗，并且抓紧锄草中耕，追施肥料。加强对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准备好药械，向病虫害做斗争，保护禾苗。今年棉花播种面积未能完成计划。因此更必须在补苗、保苗、锄草、追肥和除治病虫害等方面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力争取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
四、加强抗旱防涝的工作。华北部分地区今年春季长期没有下雨，春耕播种，已经受到不利的影响。近日落雨的地区，旱象已有缓和；但是，未落透雨、仍然苦旱的地区，必须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旱。应该利用一切水利设施，修整改造成井和半成井，发挥潜力，节约用水，扩大灌溉面积。
南方雨季已经到来，某些地方因雨水过多已经发生洪灾和涝灾，北方雨季也快要到来，因此，都要积极准备防涝防洪。防洪排涝工程，特别是对于关键性的闸门渠道工程，应该加强管理和养护，分段分片负责。关联到县与县、专区与专区、省与省之间的水利工程，应该由有关的省、专区、县共同协商，建立统一的管理组织，及时解决彼此之间在用水和防洪排涝方面的矛盾。省与省争执不决的问题，水利部应该及时协助解决。大家都应该从整体出发，克服本位思想。避免造成群众纠纷，带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
五、目前农事很忙，季节空隙很短，各种农活都很繁重。有些地方已经感到劳力不足，必须把可能参加劳动的人都组织起来，投入农忙季节的生产。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作好各种农活的安排。包工当中漏列的农活，以及因抗旱排涝除虫等等而增加的农活，都应该补充安排进去，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增加包工的数目，不能机械地限定于原来包工的数目而影响田间管理和抵抗自然灾害的努力。
近来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产包到队、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的办法，是合作社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的新创造，望各地总结经验，研究仿行。
六、有些地方，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资金周转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迫切需要提水工具、商品肥料和治虫药械，但是无力购买。因此，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从清理公有财物和发动社员投资方面，积极努力解决生产资金的困难，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该把农业贷款和农产品预购款及时发放下去；同时，对于灾区的食粮和耕畜饲料的困难，也应该继续设法调剂解决，以保证劳力和畜力正常投入当前农忙季节的紧张生产。
总理 周恩来 195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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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十三国和平代表聚集科伦坡
　　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开幕
新华社科伦坡10日电 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今天上午在这里开幕。在科伦坡东方大饭店的大厅中，聚集了来自六十三个国家的五百位左右代表。大厅中装饰着僧伽罗人在传统上用来象征友谊及和平之桥的叫作“波浪之桥”的蓝、白两色纸花。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法国进步共和联盟总书记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宣布会议开幕以后，会上宣读了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来信。约里奥—居里由于健康状况不适宜作长途旅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在信中指出，裁军问题，特别是禁止原子核武器试验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
锡兰代表团团长、锡兰司法部长席尔瓦在热烈的掌声中被推举为会议的主席，他向会议致了开幕词。
他在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次在亚洲召开会议的意义时说，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构成了人类的压倒多数，它们已经或者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羁绊，他们的意见和利益是再也不能被忽视了。他说：“他们组成了一支拥护和平的有力的道义和实际力量”。
这位锡兰和平运动领袖说：“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欧洲和西方的一切衷心拥护和平的力量现在将认识到，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新近获得自由的各国人民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盟友。”
科伦坡市长苏加塔达萨代表科伦坡市民致欢迎词。他告诉代表们说，不久前科伦坡市政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呼吁立即停止原子核武器试验，并且欢迎和平理事会会议在科伦坡举行。他又说，“我向你们保证，不分种族、宗教、语言和政治信仰，我们都深切关怀着世界所遭遇到的严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牵涉到的对和平的威胁。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目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
今天上午的会议还宣读了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致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次会议的贺信。锡兰总理在信中表示相信，如果所有的人们都是从人类而不是从个人或者是各个单位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也许就已经越过了危险点，而且也许人们已经有了获得一个稳定的新社会和新文明的机会了。”
锡兰总理说，“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正在死去，而另一个正在挣扎着诞生下来。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的年代里”。“在两种文明之间的过渡时期，很自然地发生不稳定、冲突和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像今天所存在的这样大规模的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民族上等等的冲突。同时，过去解决这些分歧所采用的办法——战争，在今天看来由于人类最近所发明并且发展了的可怕的武器而变得不可想像了”。
“因此，最迫切需要的是尽可能地扩大和平气氛，用谈判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分歧，并且促进国际谅解和友谊”。
班达拉奈克最后说，“今天，我们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承认这些分歧，以便使这些分歧同互相谅解和合作的最高需要调和起来，即使签订共同协定还不可能。我们必须自己活，也让人家活。”
班达拉奈克的信在宣读的时候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在今天宣读的其他信件中有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的贺信，他表示希望，“所有的和平的朋友们的行动将会消除正在世界各个主要地区形成的冲突的危险，有关领袖将遵守释迦牟尼教义的精神，以达到相互谅解和抛弃引起目前紧张局势的不信任的精神。”
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理事会副主席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就国际局势、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和和平运动的前途作了报告。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理事会副主席克其鲁博士和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教授等人。
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将在明天分成小组委员会，讨论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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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听听农民的话
　　说生活没有改善和统购统销不好完全是歪曲事实
想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拆散农民的集体幸福生活
据新华社武汉10日电 武汉市郊区群力农业社农民昨天举行座谈会，讨论最近在报纸上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
社员们谈到有人要共产党“下台”的问题时，愤慨地质问究竟是谁想要偷偷摸摸地“上台”呢？他们说，我们农民决不会容忍任何剥削分子兴风作浪、再来统治我们。
合作社保卫股长、非党干部黄世栋指出，葛佩琦等人说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完全是歪曲事实。黄世栋以自己的生活作为例证：他家从前七口人，父子俩终年给地主干活，还要靠着借高利贷过活。如今家里十一口人，去年全家总收入一千四百多元，留的口粮够吃有余，新衣做了十几套。
合作社副主任蔡贺海介绍说：我们社二百七十六户社员，去年有9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若是和解放以前对比，生活提高一两倍以上。当然，还有个别的户埋怨生活降低了，如过去的地主分子，或者常年以赌博、投机倒把为生的人。
畜牧队队长潘厉生对于葛佩琦埋怨猪肉供应紧张是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这些话，感到很生气。他说：我们这里仍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而我们社里的生猪发展得也很快。现在除了集体养猪二百多头外，社员个人养猪也有四百多头，每户平均三头猪。现在我们一个月吃的肉，比解放前一年吃的还要多。
谈到今后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大家的情绪就更加激动。他们从武汉的解放、土地改革，谈到合作化运动，认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农民的真正翻身；谁要打算取消党的领导，就是意味着有人还希望有一天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夺回去，把农民们集体的幸福生活拆散。他们特别提到1954年武汉市伟大而艰巨的防汛斗争。这个社正处在由防汛斗争而驰名的张公堤的脚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曾吃过“水淹武汉市”的苦头（1931年），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1954年的洪水虽然比那一年更凶猛，但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组织全市人民最后战胜了洪水；这个农业社就是在防汛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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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家属代表坚决表示
　　我们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党
本报讯 前天和昨天，正在北京参加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连续举行了座谈会。王洪才代表天津市代表团发言。她说：我们看到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全体代表的愤怒，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坏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辱骂党，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这种卑鄙的国民党特务手法行不通了。
来自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族代表那楞其木格说：我们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党。谁骂党，就是骂我们各族人民，我们决不允许。她说，解放前，我和我的爱人都给人放牛，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我家的羊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倍，生活过得很好。在我们草原上，成立了国营农场，出现了耕种的机器，我的爱人还当了场长。而葛佩琦偏偏要说“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这种话真是荒谬之至。
辽宁省职工家属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凤琴说：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这是胡说，三岁小孩也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东北人，在伪满统治的时候，吃过当亡国奴的苦头。只有共产党才把我们从亡国奴的地位解放了出来，使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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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学生和工人们在一起
　　高等学校学生纷纷来信驳斥反社会主义言论
本报讯 最近几天内，本报收到大批读者来信，斥责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其中包括许多高等学校学生的来信。
北京航空学院6106班全体同学向全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全国青年学生坚决向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斗争。他们在信中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些具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的人，趁机想推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不能容许的。全国青年学生应当团结起来，站稳立场，在风浪中经得起考验，坚决地跟随共产党前进。
葛佩琦所在学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也纷纷来信表示反对葛佩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人民大学学生郑重来信说：葛佩琦说“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显然是谬论！我们一家五口人，解放前因为生活困难，母亲和妹妹走出十一年，我给人家当“猪倌”，而如今，不仅家庭团圆了，生活好了，我还从一个放猪的娃娃成了个大学生。你说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下降了还是提高了？中央民族学院学生张淑玉也在驳斥葛佩琦谬论的来信中说，过去她家生活非常困难，经常少吃缺穿。解放后，她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她有了到大学学习的机会。她家就有了第一个大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三年级全体同学的来信说，他们在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工人同志的发言后，特地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同学们完全支持工人同志的意见。他们的来信的题目是：“大学生和工人们在一起”。
各大学学生对于有人写匿名信恐吓卢郁文的事情尤为愤怒。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学生李天民、张维训等人的来信中说：当着党正在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居然有人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向别人进行政治恐吓，这是十分令人不能容忍的。这种鬼鬼祟祟的勾当，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此外，北京大学、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高等学校的学生以及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沈阳等地大学学生也都来信对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王德周、杨玉清等人的错误言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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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叶笃义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在9日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谈到他不同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叶笃义等人的意见。昨天，吴晗接见记者，谈到他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意见的看法。
吴晗说，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政治方面就没有。他要求由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组成政治上的设计院。这话是很难理解的。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吴晗说：现在国家的重大措施，都是经过各民主党派讨论的。人大、政协每年开会，人大常委会每月开会，章伯钧参加了这些会议，他应该了解讨论的情况。现在他要搞一个什么政治设计院，这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些组织没有发生作用？是不是对共产党的核心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使人很难理解的。所以我不同意他的意见。章伯钧还说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大家表示意见。他认为这样的会是形式主义的。国务院开会的实际情况如何，卢郁文已经在发言里介绍过了，我不再多说。但开会确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事先准备，征求意见，然后拿出一套比较成熟方案由大家讨论。另一种是英美议会式的。往往抓住一个问题长期辩论，了无结果。当然，英美议会的讨论也不是都没有准备，至于内阁的讨论更不能说是没有准备。总之，章伯钧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式不感兴趣、有所怀疑呢？所以我是不能同意他这个意见的。
吴晗说，罗隆基在发言中主张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中的偏差，还要公开声明，鼓励大家申诉委屈。这个“平反”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领导机构分开，因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的。“平反”时除领导党外，还应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吴晗说：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罗隆基还谈过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问题。他说共产党过去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工农，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旧知识分子（事实上是知识分子）当中发展，现在共产党也要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民主党派就没事干了。吴晗说，照罗隆基的说法，知识分子都要参加民主党派，不要参加共产党，这是不符合中国目前进步知识分子的现状和要求的。民主党派多年的工作，原来规定的目的本来在于协助共产党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这应当使我们感到高兴。所以我的看法和罗隆基是不一致的。罗隆基还说现在参加各民主党派的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民主党派今后可能后继无人，这和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知识分子的年龄一般地要大一些，因为知识是不断积累起来的，年纪太小的人不可能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民主党派不发展青年，只发展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长期存在了呢？我认为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政治立场，并不在于发展对象的年龄。青年要发展到中年，还要发展到老年，从这一点来看，民主党派的发展前途不可能、也不应该和共产党的发展发生矛盾。
吴晗说：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现在全国人大、政协、各级人大、政协，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包括民盟盟员参加吗？在中央各部任部长、省、市任副省长、副市长的，不是有很多盟员么？这怎能说是“党天下”呢？储安平说
“‘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极其反动的话。他把一切现象归罪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消灭的，他这话的含义岂不是要消灭宗派主义，就得消灭共产党，从而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么？谁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总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我们都选举过，储安平也选举过。你现在这样说，不怕人民质问：“你是怎样当代表的呀？”有人钦佩储安平的“勇气”。我不禁要问：勇气是要来对付敌人，还是对付人民的呢？是要维护社会主义，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呢？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区别清楚。
吴晗说，叶笃义在发言中说，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应该改变，民盟组织在大学中的活动是给学校添矛盾。他又说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今后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和片面的。主张中共党委退出高等学校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这同各民主党派的章程、政协的章程和宪法都是抵触的。至于说民盟组织在大学里不起作用，给学校添矛盾，这要看民盟组织究竟是在进行什么活动。如果醉心于同共产党争领导权，那么，当然会增加一些不应有的矛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民主党派是可以起良好作用的。要解决党群关系中的矛盾，关键在于党如何工作，而不在于党组织的存在。他认为各党派在机关、学校里可以发展成员，但是不要建立基层组织。这种话很难使人理解，一个党派没有它的基层组织，怎样来领导、教育它的成员呢？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党派。主张机关、学校里不要建立党派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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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
　　李德全
自从解放以来，在短短的八年过程中，我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已经获得了人所共睹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坚不可摇地奠定了我们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大道的巩固基础。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在我们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与成绩一起同时还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这些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同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决不是像最近有个别人所认为的那样，把这些发展中的缺陷认做是党已面临危机的象征，这种荒谬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做为国家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掩饰或躲避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人民内部矛盾一经上升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时，党立刻向全体共产党员敲起了警钟，及时地把整风运动提到日程上来，并诚恳公开地向一切党外人士、向全国人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听取批评，这是党的英明和伟大。像这样敢于正视缺点和错误，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以推进社会发展的政党，自中国有史以来，只有一个。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大鸣大放，畅所欲言地对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与合理建议，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帮助党去其短，长其长，从各方面更完善、更正确地来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内部矛盾的形成，和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有直接关系的，一部分马列主义修养不够的党员，陶醉在自己是执政党的得意中，而忘记了谦逊地为人民服务的本分，表现出高居人上、任意发号施令的骄傲专断，这就必然会引起人民大众的不满。因为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一般群众都明白了戒骄戒傲、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道理，那么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当然人民对他们的要求高，人民不容许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所表现出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继续发展下去。为了纠正这种不良偏向，为了更好地处理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党提出了整风，这不单对全体共产党员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而且使全国人民在对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原则的认识方面，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我们都知道，党的最高利益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除此以外，党再没有第二种利益。既然人民和党的利益完全共同一致，那么今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决不仅只是共产党内部的事，人民内部矛盾的形成，也决不单纯是由于共产党这一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常言道：“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任何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其原因总是双方面或多方面的。人民内部今天有了矛盾，做为人民成员的一分子，我们每一个非党人士除了应当积极给党的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外，还应该从自己本身方面来检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党共同一起来为解决与消除矛盾而努力。党内外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大家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出发，改进工作，树立优良作风，解决矛盾，这才是我们所应持的正确态度。但从最近报纸上所登载的某些发言来看，有的人已经不是站在以人民利益为重的立场上来善意地批评党了，他们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敌对态度，发出反社会主义的叫嚣，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首先都不应该忘记是谁从灾难重重的厄运中拯救了中国，是谁以坚毅不拔的大无畏爱国主义精神领导我们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桎梏，使我们免于当亡国奴的命运。我们常听见人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真理。我们怎么能够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今天的局面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批评一部分缺点严重的党员，但却不能把整个党的作用都否定了。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些党的负责同志们，他们日夜辛苦地在为着社会主义的事业努力工作，这种战战兢兢、忠于人民事业的艰苦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给党的工作提意见，应该是站在爱国主义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角度出发，目前有些人企图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来进攻马列主义和工人阶级，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和揭露。
党内进行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应该更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从缺点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鞭笞自己前进，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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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邓初民、张毕来同陈新桂展开争辩
章伯钧、费孝通对各方言论表示态度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昨天晚上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会上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这种错误言论的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在这次会上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而且据他臆测储安平可能是怕被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而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接着，陈新桂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陈新桂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紧接着就批判了陈新桂的错误观点。邓初民首先指出：说无产阶级专政有它的缺点我完全同意，但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我不能同意。邓初民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决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相反，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邓初民说：如果共产党员要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不会产生不要别人的宗派主义，就不会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就不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整风，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无产阶级立场的教育运动。整风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共产党员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共产党员的阶级性和党性。邓初民认为，共产党员的阶级性愈强，党性愈强，就愈不会有宗派主义思想，就决不会有“党天下”的思想。接着邓初民还批判了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的错误论调，他认为：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是不合乎事实的。他说，党天下之说，好像天下是共产党的，别人没有份，无论从理论上、事实上都说不通。他说：我们这些民主人士都参与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中央委员张毕来发言中也对陈新桂的观点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大翻身，使全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使得资产阶级得到了和平的改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最广泛的民主。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也有缺点，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具有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力量，目前的整风就是明证。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
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章伯钧也说：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章伯钧说：我的意见可能是大错误，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副主席章伯钧在他的发言中说：他感谢各方面在报纸上对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发言的批评。
他说，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保证都对，不对的自己说出来的时候总以为是对的。经过大家的批评、提醒，自己可以检查一下，有那些不对，这对我是有帮助的，是好的。
章伯钧接着谈到了反批评是不是围剿问题。他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的这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了十三次会，有七十三人发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剿”。现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不能说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
章伯钧谈到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说，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就太小气了。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最后，章伯钧对于张云川所提出的公开民盟中的共产党员秘密身份问题，表示不同意。对于储安平的意见，他同意各方面对储安平的批评。
费孝通谈他内心里的两个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意见
中央常务委员费孝通以“言者无罪，有错必改”为题作了发言。首先，他说他最近内心里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既要解除顾虑，又要明辨是非的矛盾；一个是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防止有些错误的言论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的矛盾。接着他提出解决以上两个矛盾的几点意见：
第一，他认为应当继续解除顾虑，畅所欲言，这里我们必须完全信任党的保证，就是“言者无罪”。但是为了解决矛盾，提高认识，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的接受批评的准备，人人要有决心“有错必改”。
第二，他认为公开发表言论，必须有负责精神，如果预先考虑到社会影响是不是会不能畅所欲言呢？我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是要保证公开辩论。一个论点的正反两面都得有充分机会在社会上发表。同时还要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正确的，如果别人指出了错误是帮助自己而不是打击自己，自己认识了错误，也应当有勇气公开地纠正。
第三，他认为这次党的整风，不但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空气中，思想是不容易真的改造的。他赞成采取小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因此，他觉得最近座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了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
第四，他认为鸣和放必须有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接受党的领导。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汪世铭。
陈新桂同意费孝通的发言，并指责报纸对错误言论的反批评是开帽庄
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曾经两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在第一次发言时，一开头就说：我上次在座谈会上讲了二十分钟的话，人民日报根本没有登我的发言，以后却满版登载对我的反批评，这不公平。（编者按：陈新桂所说的这次座谈会，民盟并没有通知本报参加。）他要求人民日报把他这次发言全部发表。他还说，现在正在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人民日报在这件事情上不要犯宗派主义。
会议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表示完全同意费孝通的发言。他说目前一些紧张是事实，这样大家的顾虑就不能消除。他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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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民盟光明日报支部驳斥储平错误论调
本报讯 昨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参加这次大会的除盟员外还有部分非盟同志，共三十多人。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会主委吴晗和秘书长关世雄也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发言的人都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张荫槐、丘林说，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许多部门有非党人士担任首长，储安平为什么要抹杀事实？他们说，党从来没有排斥过非党人士，储安平给党加上“党天下”思想的荒谬帽子，是对党的歪曲和污蔑。
徐亦安说：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不久以前，他在本报邀请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曾经说过，光明日报过去发表的社论，不是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就是教条主义的。张又君问道：光明日报的社论为什么不能歌颂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该歌颂？
熊剑英说：储安平用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的发言，给报社带来极大的损害。有人问光明日报是什么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是资产阶级反对党的报纸？我认为这问题提的对，在储安平错误思想领导下，是很可能把光明日报引导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而这是光明日报全体职工、也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许的。
巴波说，我们光明日报全体同志一定要坚守住社会主义阵地，光明日报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的报纸！反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反对把光明日报办成资产阶级反对党的报纸。潘文彬、陈季子说：储安平的发言，虽然用的是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但他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光明日报工作人员的意见。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总的原则——社会主义，我们工作的依归是社会主义利益。储安平的发言，和我们的思想有根本的分歧。
吴晗详细分析了储安平发言的错误后，指出储安平的发言违背了中国民主同盟盟章和中国人民政协章程；他的发言起了破坏作用。最后吴晗希望大家表明态度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关世雄在发言中指出储安平的发言是全国人民包括民盟盟员在内所不能容忍的。容忍这样的荒谬言论，我们就丧失了立场。关世雄说：我们盟员的基本方向：一是要站稳人民的立场，二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三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任何人违背了这个基本的方向，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就要斗争。关世雄号召全体盟员团结起来，为拥护宪法和盟的纲领，向脱离社会主义道路，污蔑共产党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
（光明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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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
　　李仲公王艮仲反对掩护反动思想
　　习仲勋秘书长也收到匿名恐吓信
新华社10日讯 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几位非党人士对这个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杨玉清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有严重的反社会主义情绪，是极端反动的。但是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杨玉清提出“下轿”、“下台”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他说，他们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说，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是容易接受的，但在不知不觉中又会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
在谈到谭惕吾、陈铭枢的发言时，万枚子说，他们对党“忠心耿耿，”是“拥护党”的，只是给党提的有些意见内容不对。这要与脱离党的领导分开来。
万枚子说，提意见的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他们的意见有一些还是可以考虑的。
李仲公说：大鸣大放决不能让反动言论泛滥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既然现实不是这样，而要说是“党天下”，这就是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杨玉清说文人都是反现状的。不好的现状当然要反，但并不是连好的现状也要反。万枚子把这些意见当作只是旧的残余思想无意识的偶然的反映，这样就会更加鼓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李仲公认为对错误意见进行批评，并不就是“收”。他主张大鸣大放，但决不能让这些反动言论泛滥。他说，作为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说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也要坚决和反动言论进行尖锐的不妥协的斗争。
李仲公在发言中，还谈到他因为批评了这些错误言论，前些时就有人写匿名信骂他“逢党之恶”。主持会议的习仲勋在这时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威吓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卢郁文接着也说，在上次收到匿名信之后，他又收到四封匿名信。
国务院参事王艮仲表示不同意万枚子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对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通过批评才能达到新的团结。他说，我们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准则来进行整风。但整风中反映出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有的人并没有站稳这个基本立场。有些人对土地改革、肃反等运动中被斗争的人的痛痒血肉相关，但对于危害党、危害人民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却肯原谅。
王艮仲认为万枚子说储安平等人的思想错误严重，但主观上是忠心耿耿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可能他们某些地方是忠心耿耿的，但“党天下”这类的说法不能说是忠心耿耿的。用万枚子的说法只是掩盖错误，这样，并不能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王艮仲说储安平、杨玉清、章乃器和章伯钧的错误意见危害严重
王艮仲说，解放以前，反蒋是我们团结的基础。但在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改造自己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王艮仲接着谈到拆墙必须从两方面来拆。他说，我们的思想上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是占主要地位的，所以，对于非党人士来说，拆墙就是拆资本主义的思想。如果我们保持着资本主义思想。共产党单方面拆墙是拆不掉的。因此就必须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王艮仲认为在非党人士之间也有墙，不经过批评就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他说，在思想斗争中不能掩饰错误。批判了错误的思想才能有利于大放大鸣和帮助党进行整风，没有立场，不去批评错误的思想，就会妨碍大放大鸣。
王艮仲认为在鸣放中间，吴经畬、童少臣、李康年等提出一些错误意见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都是资本家，但是储安平、杨玉清、章伯钧和章乃器的错误意见的危害就更为严重。他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反共言论一望就知道是反动的，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意见的危害就更加严重了。他还说，储安平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竟说出“党天下”这样的话，而杨玉清为什么要人民日报总编辑下台，却不要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下台呢？
万枚子接着表示同意李仲公的分析，对王艮仲的发言在理论上完全同意。他说他所说的有些人提的意见内容虽然不对，对党是“忠心耿耿”的，只是指民革的陈铭枢、谭惕吾，对于其他的人他并不了解。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马克强，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资耀华和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卢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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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抨击反社会主义言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举行座谈
本报讯 为了帮助党进行整风，除了提出积极的批评以外，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也要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这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于10日下午召开的二十多位教授座谈会上发出的声音。陈垣校长首先在会上讲了话（全文见第三版）。
对于如何进行积极的批评和正确的反批评问题，教师们发表了许多意见。邰爽秋教授说，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股歪风，歪风吹到的地方，发出了一些怪论，目的都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歪风总是歪风，它是压不倒正气的。这几天，还有人给这些怪论在进行辩护，如9日人民日报刊登顾执中的发言，他不同意一些人对储安平的批评，认为现在还是“言者有罪”。他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现怀疑，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朱智贤说，只能说坏的，不能说好的；只能批评，不能反批评；只能否定，不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批评；只能一点论，不能两点论，这些都不是百家争鸣的精神，而是一家独鸣。要使整风运动深入，必须反抗这种逆流。马特说，在帮助党整风中，每个人的言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对我们严重的考验。我们国家大规模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党的整风的时候，混水摸鱼。王真说，少数人利用整风钻空子，想打垮我们的党。对错误的言论应有所警惕，善于辨别。
教师们对于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说法也进行了讨论。王真说，所谓教授治校或民主办校，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是由教授决定教学方针、计划、讲师的升级，决定人员的去留和校长的人选，要这样，党怎样能起领导作用呢？根本谈不到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不管教授治校也好，民主办校也好，名称虽然不同，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是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郭一岑说，我们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事业，党的领导应当加强，而不能削弱。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进行科学研究。教授如果具体管教务，反会妨碍教授的工作。教授治校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的。马特说，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有人说党是外行，要由“内行当家”，“民主办校”，这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会上，发言的还有汪堃仁、朱永庆、高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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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六位民进领导者一致表示
　　必须坚决同反社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昨晚召集中央各部负责人和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发言的人一致指出：民主党派要帮助共产党搞好整风，必须划清反党、反社会主义与反对“三害”的界限。发言人并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言论进行了批判。
许广平说：划清界限是为了更好地放，决不是为了收。
会议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主持。会议开始时她说：最近“鸣”和“放”有多种多样的情况，大致看来，绝大多数是正确的，虽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出发点是善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也出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明显的如葛佩琦之流是以丑角的面目破口大骂；也有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如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的所谓
“党天下”的言论。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他们利用某种幌子，叫人迷失方向，反对党的领导，我们根本不能同意。因为人民是要共产党的，人民要保卫从艰难困苦中得来的胜利成果。今天全世界都向着社会主义的大路走，他们要想把我们拖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发言已经不是诚恳帮助党整风了，我们必须同这种恶毒的谬论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是为了更好地放，决不是为了收。我们一定要更好地贯彻“鸣”“放”政策，不但要继续“鸣”“放”，而且还要大争。现在已经到了大争的时候了。只有在争的当中，才能辨明是非。是非是越辩越明的。
接着发言的是吴研因。他认为目前在大放大鸣中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是完全拥护的，另一派是极少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像葛佩琦之类，完全是站在敌对的反革命立场上；还有一派是介于两者之间，好像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的，但又好像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路线不完全赞成。他说：这些人不太多，也还是人民内部的人，不是敌人，他们的思想有的是糊涂，立场也许没有站稳，有的是哗众取宠，快意一时，故意惊人。如果他们接受批评，问题也不大。他说：我们民进同志必须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对轻率的、歪曲事实的和哗众取宠的糊涂思想，也要分辨清楚，不受它们的淆惑。
对于吴研因在发言中谈到的“哗众取宠”等看法，其他发言人有不同的意见。梁纯夫、雷洁琼和徐伯昕、郑效洵等认为，有些人的反动言论根本不是这类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徐伯昕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说法，是抹杀事实的，必须要同这些思想划清界限。郑效洵说，因为储安平的言论可能迷惑一些人，应该及时给以揭露、批评。储安平虽然是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但是，思想错误、歪曲事实，是不能代表各民主党派的。
王绍鏊说：现在要注意的是表面上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
民进副主席王绍鏊进一步指出储安平等的谬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王绍鏊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是鲜明的反动思想，现在要注意的是表面上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社会主义而在实际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他认为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的论点就是修正主义。他说，章乃器自以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是以修正主义代替马列主义。他主张要对修正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因为修正主义容易混淆是非，而且背后还有群众。
在座的许多人都谈到，国家各种重要法律、政策的制定，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宪法并且经过全国人民的讨论。王宝初在发言中谈到，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曾经提出过修改意见，被采纳了。因此，倪之璜在发言中问道：事实既是这样，为什么有些担任政府部长职务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竟说共产党拿出成品让民主党派举手通过呢？为什么还发表谬论呢？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倪之璜说，听说有人想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否如此，请他自己检查。
有人在发言中曾经问道：“葛佩琦说出那样反动的话来，是不是记者把他的话写得过火了？”本报记者当场向主席作了解释并由主席宣布：葛佩琦的发言是经过他本人看过并作过修饰的。会场哄然而笑。
对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许广平在最后发言中说：
今天的会开的很好。大家一致指出下面四点：
一、帮助党整风，唯一目的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对于这点完全有信心，因为我们信任党的正确领导，因为这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
二、帮助党搞好整风，必须划清反党反社会主义与反对“三害”的界限。因之对于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反对教条主义幌子下偷运修正主义的言论，必须加以注意揭发，因为这种言论披着马列主义的伪装，且有欺骗性，是特别危险的。
三、对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或任何修正主义言论进行批评和斗争，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大胆鸣放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从团结愿望出发，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如果对一切谬论，听任自流，予以纵容，反而是不利于团结的。
四、党的整风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应该无保留地大胆鸣放。只有大放大鸣大争，才算是认真帮助党整风。可以有批评，也可以有反批评。真理愈辩愈明。不能一听到反批评，就认为是“收”。只有“放”，不发生“收”的问题。认真帮助党搞好整风，同时是我们进行自我改造和提高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民进成员也是一个考验。
在这次会上先后发言的人有：吴研因、冯宾符、严景耀、梁纯夫、巫宝三、王宝初、雷洁琼、郑效洵、王鸿桢、陈麟瑞、王历耕、倪之璜、陆高谊、徐伯昕、王绍鏊。
杨东莼因病请假没有出席，他作了书面发言。
下面是梁纯夫和雷洁琼的发言要点：
梁纯夫说，拆墙不能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拆掉。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也是否定民主党派的存在。
梁纯夫谈了两个问题。
第一，拆墙问题。在整风运动中，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拆墙问题。在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同党外人士之间存在着高低厚薄不同的墙，这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为什么党在这次整风中特别提出宗派主义的问题。但如果把这种现象夸大为本质的东西，说墙（或宗派主义）是存在于整个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之间，这是闭眼不看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实践。照这样拆下去，就必然要把共产党的领导权也要拆掉。这是不是立场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了。如果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拆掉后，谁来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呢？是资产阶级的工商界人士吗？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吗？历史已对这个问题作了结论。因此，所谓“党天下”的论调，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可是民主党派的有些负责人，出现了类似的论调。如储安平说，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根源。陈新桂也有类似的发言。其他如把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政府部门，都说成开会等于不开，有职无权，说成一党专政。
现在各民主党派，都是国民党时代建立起来的。我们想想，那时国民党有没有允许各民主党派参加政权？没有。并且有很多民主人士都受过迫害。现在各民主党派不但参加政权，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有人认为参加政权、组织发展都是形式，可以检查一下。过去民主党派是不是参加过基本立法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但是我们举手通过，而且是我们参加制订的。这不是明显的驳斥了章伯钧先生的论调么？一些方针政策我们也参加了制订。执行政策更不用说了，各民主党派成员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当然个别党员作风是不好的，但不能说整个党是宗派主义、党天下。如果这样说，就是立场问题。
赞成社会主义不能只是空喊。否定党的领导，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实际上也是否定各民主党派的存在。说现在是“党天下”，要换掉，那么国民党回来，美帝国主义回来，我们民主党派能存在么？对这种论调，必须予以驳斥，不能客气。
整风主要内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是新的问题，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不同。因此这里有方法问题。按照整风指示，整风运动是既严肃又认真的思想教育运动，不能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像处理敌我矛盾一样。现在大多数是按这种精神进行的。但也有人不是用这种方法。一种人是恶意的，如人民大学的两位讲师，还有写恫吓信的人（据说还有其他人也接到恫吓信）。另一些人是否恶意还不能确定。只许批评而不许别人反批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式。
雷洁琼说：有人把反对官僚主义引到反对社会主义，把反对教条主义引到反对马列主义，把反对宗派主义引到反对共产党。对于这些反动言论，必须进行严厉批评。
雷洁琼说，整风以来，出现了蓬蓬勃勃气象。但有人在整风运动中，表露出反动思想。如有人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坏，这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引到反对社会主义。有人一提到反对教条主义，就想到马列主义，把二者等量齐观，这是把反教条主义引到反马列主义。有人把宗派主义归结到“党天下”，把反对宗派主义引到反对共产党。对这些，主观动机不去追究，但这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立场问题。从逻辑上看，既然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就是反动的，反人民的。从客观效果上看，他们这些言论，是“仇者所快，亲者所痛”的。现在，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还有坏人，还有反革命。更不用说美帝国主义在时刻企图进行破坏。但是有些人身为民主党派负责人、政府部门负责人，竟发出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会发生甚么影响！现在政府许多部门负责人是民主人士，但有人说这是“党天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些言论是反动的，不过也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但是要同这种思想划清界限，不能纵容、姑息。不能认为他们主观动机可能不坏，是糊涂思想，等等。要对这些言论进行严厉批评，使他们认识思想错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但如果马马虎虎对待这种反动言论，就是无原则，就不能达到真正团结，就会是同床异梦。
我们不能放纵反动言论抬头。放纵就会鼓励他们的行为。严厉批评是帮助他们分清敌我思想。这样才能做到大放大鸣而不是乱放乱鸣，整风运动才能走上健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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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允许阻碍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许多人在民建中央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批评章乃器的错误论点
本报讯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彻底胜利的关头，有人阻碍我们。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说：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闭幕会上讲的一句话。他在昨天的这个总结发言中指出，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是明确认识了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改造方面的几个带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要求与会代表回去以后，推动民建地方组织继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帮助工商业者在大“鸣”大“放”中站稳立场，经得起考验。
这个会是从5月20日开始举行的。5月31日，民建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在会上讲了话。后来，许多人在发言中对他讲话中错误的论点提出了批评。
黄炎培说：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昨天上午，民建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以“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为题讲了话。他鼓励大家继续大胆的“鸣”“放”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但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一切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出发，在站稳立场，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对于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违反人民利益的、不符合党的整风要求的、不利于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必须反对。这几天章乃器同志所发表的意见中，有些论点，如关于两面性问题，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区别问题，定息的性质问题等，我认为是不对的。
他还说：我们信仰、敬重工人阶级，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工人阶级的品质、精神。这就是：大公无私，为群众服务，组织性，纪律性，不计较个人利益，热爱劳动。
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无可讳言地还有一部分是落后的，一部分是中间的，但大部分确是积极的，而且有些进步得特别快，可是，绝不能说这些工商界进步分子不需要改造。正确些还是说，先进分子跟那些中间、落后分子同样的在要求改造。事实告诉我们，越是先进，越是虚心学习，不断地在自我改造。
最后他说：李维汉部长在总结发言中说：“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这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劳动者”。我们愿意认真学习，认真实践，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愿意竭尽所有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胡子昂认为：民建应该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工作路线
胡子昂在谈了座谈会的概况和对会议的估价以后说：有人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剥削了，拿定息只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且定息二十年才够本；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资产阶级分子同工人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二者没有本质的差别，等等。这些论点显然是不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这些论点等于说，资产阶级再不需要改造了。这必然会使得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资产阶级分子彷徨却步，以至倒退。因此，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争论，而是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进行这个斗争，实质上就是捍卫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帮助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因此，这个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接着，他说：由于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指导思想，反映在民建会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上，也就构成两条对立的工作路线。一条路线是帮助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贡献一切有用的才能和智慧；同时，以企业为改造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正确的工作路线。另一条工作路线，一方面讲什么辅导工作的出发点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但是目的是什么、办法是什么都没有讲清楚）；另一方面，却肯定定息不是剥削，工人同资本家没有本质区别。这后一条路线，实质上是否定了工商业者向劳动者转化的必要，让工商业者停留在现阶段，让剥削继续存在，让资产阶级继续存在，也就是说，以保护资本主义为目标。
在谈到代表工商业者合法利益问题的时候，胡子昂说：代表工商业者合法利益，必须以社会主义利益为前提。离开社会主义，就没有合法利益可谈。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们就只能说“恕不奉陪”，因为这不是我们应该代表的“合法利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意见，我们就要认真、积极地反映，以便调动工商业者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促进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我改造。
李烛尘认为：驳斥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不是“收”；积极的批评还是要“鸣”“放”。
民建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在谈到最近几天工人驳斥脱离社会主义言论，是不是“收”的问题的时候，他说，既然是“百家争鸣”，就应该大家都“鸣”。对于许多荒谬言论，更应该让工人阶级出来讲话。有人说不要共产党领导，那要谁来领导？民主党派领导不了，难道要帝国主义、蒋介石来领导吗？像这样的反动、荒谬的言论，犹如洪水猛兽，自然应该驳斥纠正。当然，积极的批评还是要“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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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脱帽打扇论者 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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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开展批评，热烈进行争论
　　——在六月十日党委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
自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我自己在校内校外，在座谈会上，在报纸上，在各种意见和批评当中，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我现在把我的几点看法谈一谈。
一、我校整风运动的主要方面
我们帮助党整风，是为了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我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动机应该是善意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效果也是要达到团结的目的，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细雨和风，既要严肃，又要认真，以达到明辨是非，改进工作，共同进步的目的。我们批评别人，是为了使别人进步，别人批评我，也是为帮助我进步，我们要在共同一致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共同团结。意见不同，可以经过讨论，逐步求得一致。所有一切用主观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用官僚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用另一种宗派主义来反对党的宗派主义的作法，都是不应该的，而且也很难达到所期的效果。
我们学校，自从运动开始以来，由于执行了大放大鸣的方针，过去沉闷的空气，空前活跃起来，大家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批评，其中有些意见是很重要的问题，这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提出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建设性的，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准备经过批评，就能达到新的团结的愿望。很多意见都是针对着三个主义，击中要害，真正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由于这些意见，把病人治好，把缺点改正，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对于社会主义有利，我们不仅欢迎这样的意见，而且感激这些治病的医生。
在学校的工作中，由于三个主义表现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如果不是整风，不是开展了群众性的批评，只靠自己检查，是很难看到的。
我们在高等师范学校工作，不但自己是教育人的人，而且培养的青年，又是直接教育人的人，因此我们的党委，学校的领导，对于“必须先受教育”这一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
有的先生们最近提出内行办教育的问题，亟应引起重视，应当发人猛省。领导上必须懂得业务，不懂不要紧，要学习。如果不懂又不学习，不钻研，终日忙忙碌碌，只抓行政事务，只招架临时性的工作，被任务推着走，则领导形成被动。对学校里最主要的工作，如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等等，反倒管不起来。没有妥善的安排，则学校里自然就会有学术空气淡薄，教育质量不能提高等现象，而这正是学校工作的最主要的关键，在这方面注意不够，问题就会接踵而至。问题还不是党委去学那一门课程，而“如何办好高师”，这就是最主要的专业。我觉得党委，以及其他行政负责同志，今后要切实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并应继续虚心倾听教师的意见，吸取以往的优良的经验，作为今后改进工作的参考。
又如我们的人事工作：人事的安排上，要逐渐作到人尽其材，材尽其用，要妥善的合理的使用和留用，尊重老教师的学业和知识，使他们能发挥特长，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以继承老一辈的学识，使他们在虚心学习中，迅速的成长，已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师们，要在各方面帮助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总之，我们几百人的教师队伍，是学校极重要的财宝。一切主观主义的不恰当的估价，宗派主义的安排，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这话说来容易，作起来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规定出方向，逐渐解决。
其他关于学校的思想教育，如何帮助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改造和提高，关于行政事务工作，关于图书资料工作等等，我们的安排上都还存在有缺点，这次大家提出的意见，都应当珍视。
应该说，这些好的建设性的意见，是主要的一方面。听说有些单位收到的意见，整理归纳后都是几十条，这就是我们的镜子，要对着镜子，把脸上存在的灰尘洗去。有缺点和错误，不要紧，只要能逐渐改掉。在党的领导的整风运动中，在群众的监督下，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工作一定能改得更好。
而且整风不过刚刚开始，鸣放是党的长期的政策，目前有的人已经作到大鸣大放，无话不说，有的人还只是小鸣小放，甚至还有的人未鸣未放，今后还要继续鼓励大家鸣放，领导同志还要更虚心的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二、争鸣和齐放
我们认识到这主要的一面，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在意见和批评之中，也有一些是不完全正确的，也还有极少数是很不正确的。因此，这个运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次最好的学习机会，要学会善于明辨是非，要学会分析善恶。
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好提意见究竟是好是坏？”我看如果离开意见的本身，是很难抽象的说明是好是坏的。因为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意见，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必须加以倾听、研究和采纳，可是，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言论，我们既然是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就不能胡里胡涂、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对人民有益的，而且对错误的意见，甚至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或者是颠倒黑白的意见，就不能不予以正确的反批评。
我因此想到百家争鸣的“争”字，和百花齐放的“齐”字，是极有意义的，不仅要“放”，而且要“齐放”，不仅要“鸣”，而且要“争鸣”。有鸣有放，还要有争。争才能分辨出是非，不许别人争，只要有人争就先给他扣上“阻止争鸣”的大帽子，就说是要“收”了，就说是一股“逆流”如何如何等等，这才是真正的“阻止争鸣”的挡箭牌。
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当然不好，而九十九家都放，独有一花不放，九十九家都鸣，独有一家不鸣，这又怎么能说是符合鸣放的精神呢？
所以压制批评是绝对不容许的。但压制反批评也是错误的。
我们帮助党整风，是要把党整好，不是要把党整垮。反对党员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整顿制度、加强制度，而不是要破坏制度、取消制度。我们主张的是洗脸，把尘污都洗掉，而不是要杀头。我们批评是为了改进工作，使社会更前进，而不是把社会往后拉。是为更利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翻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
批评人要实事求是。全面肯定，把一切坏的都说成好，根本不符合整风的精神，这是不对的；全面否定，把任何事情都说成坏，也是不合乎客观事实的。我看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些批评并不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说百花齐放，香花也有，毒草也有，牛鬼蛇神，都放了出来。我们不怕毒草，但总不能把毒草说是香花。应当肯定的承认，大家所揭发的矛盾中，有绝大多数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党委要虚心考虑，使工作得到改进。而且也应当说在我们学校工作上，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甚至有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如果认为几年来的工作一无是处，那未免过甚其辞。很多人最近都把“成绩是主要的”这句话，说成了庸俗的空洞的公式。但是朋友们！我们学校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今天我在这里也不多说具体的成绩，但应当说明所以能取得成绩，当然首先是由于党的正确的领导，有人认为，说党的成绩是歌功颂德，如果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能歌不能颂呢？但是，与这同时，我们也万不能抹煞，所有我们师大的教职学工，所有师大的成员的积极努力，大家都是贡献了不少力量的。把学校说成“黑暗”，说成“地狱”，就把大家在党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完全否定了，无论在什么角度来看，都是极端错误的。
提意见的人，凡是离开了从团结愿望出发，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不利的，不能把缺点说成优点，抗拒批评，掩饰矛盾；也不能把尊重当作侮辱，把错误都推给别人。一切把别人丑化的，恶意的，甚至是采用人身攻击的所谓“批评”，我看都不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枭首示众”，说来倒也痛快，但终究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三、关于党委的领导问题
我个人觉得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是比较好的办法。学校里行政大事的决定，如工作方针、计划，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研究生等等工作，在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吸取党外人士各方面的意见，研究讨论，作出决议，贯彻执行，是很好的办法。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有可能少犯错误，并能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
我以为今后的学校领导工作，应当注意的是如何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如何正确的实行群众路线的问题。过去如有不愿意或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要纠正过来，扩大民主，虚心、广泛的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尤其是有关教学上的具体问题，如教学计划等等，更要很好的听取并尊重教师们的意见，才能更符合实际。要改变在党委集体领导的实践中存在着的缺点，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我看问题主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其他。
教授治校，在解放以前，有的学校确曾起过很大作用，但是今天则值得考虑，而且今天的高等学校与旧社会的高等学校，有本质的不同，用旧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也同意汪堃仁主任所说的话：如果教授治校，还有什么时间搞教学和科学研究呢？
关于民主治校，这个提法，也很模糊，不能说明什么制度。我想今后在党委领导下加强民主，这是必需肯定的。民主治校云云还要研究。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也是在鸣，也并不是什么定论。
在5月8日上午，光明日报曾约我对高校领导体制问题发表意见，就在这天下午，我校党委召集的一个会上，光明日报记者也来参加，我就把这意见写给他们，以后，我想起要改动一两个字，而这位记者同志说：请我不要给党员校长看。我想我的意见由我个人负责，既然是争鸣，我也有争的权利，我的意见不对，大家可以批评。我们帮助党整风，也并不是连党员都不能接触了。
我并不是给这位记者同志提意见，不过这却可以代表一种思想反映。有人确实以为帮助党整风，给党提了很多意见，党简直糟透了，党员也成了众矢之的，有人不愿接触他们了，这是根本对整风运动的误解。
后来光明日报，大概是在储安平总编辑思想领导之下吧！我的意见根本到现在也没发表。
在高等学校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一切想要削弱党的领导或让共产党退出学校的意见，都是不恰当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如何能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这是浅而易见的道理。某些学校，某些党委的工作上，纵然有不少缺点，但是党能领导高等学校，这是肯定不移的。
我现在先说以上三点意见。我想我们学校今后大鸣大放的方针是不变的，要真正做到鸣得深、放得透，要真正做到人人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也要能够齐放、争鸣。学校领导永远欢迎积极的批评，批评时也不妨尖锐，同时也可以有正确的反批评，对于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及时指出，对极个别的“翻手作云复手雨”的人们予以驳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大胆开展批评，热烈进行争论，但是不管是批评还是争论，都不能以意气用事，都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要通过整风运动，使我们学校党的领导工作能够改进和加强，使我们工作中的三大主义能够克服，使我们真正能作到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密切党群关系，达到加强团结，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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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只追求大水库而误了防洪排涝
　　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设计总院专业总工程师 陆钦侃
在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中，防洪问题是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的。但是，对于怎样合理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各方面的看法还不一致。这个矛盾应当怎样解决呢？我根据自己一年多来参加长江规划工作的体会，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去年，负责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方面，从防洪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修建三峡水库的方案，想以长江干流大枢纽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第一期工程，以此来防御长江的千年一遇的非常洪水。这个工程完工后，不仅可以控制长江洪水的主要来源，还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超巨型水电站，并使万吨海轮直通重庆。显然，这是一个震动人心的大工程。
修建三峡水库用来防洪所需物力财力短期办不到
但是，要建设三峡这样巨大的工程，所需投入的物力财力却不是我国短期内所能办到的。三峡工程估计造价达百余亿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建设巨大水电站的同时，必需建设能够消纳如此大量电能的工厂企业来配合。否则，工程的效益不能充分发挥。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投资量一般要达到电站本身投资的五倍到十倍。只从投资而言，这样集中的投资是否我国近期所能负担，还是规划中一个关键问题。作规划工作的人员当然不能只看到效益如何大，而不考虑国家投资的可能性，不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由此可见，三峡工程决不是近期所能兴建的。
水库的淹没损失也很严重
三峡工程不但投资庞大，其水库淹没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如三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达到吴淞基面以上二百三十五公尺，将淹没宜昌以上沿长江的二十四个城市，其中特别是重庆市要大部被淹掉。重庆是我国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为了保护长江中下游的荆江大堤及武汉市等地区防御几百年或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而淹没长江上游的重庆市是否合理呢？同时，三峡水库还要淹没农田一百六十万亩。以淹没损失一项来看，从防洪出发要求兴建三峡大水库，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就是很大的疑问。从发电来讲，最近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内没有必要兴建这样大的电站，将来建设三峡水电站也不一定需要这样大的水库，为了航运也不可能花费这样高的代价。
修建水库所需的时间很长不能解决迫切的防洪问题
再说，修建三峡工程所需的时间很长，并不能解决迫切的防洪问题。三峡工程中，有很多技术问题都是超过现有世界水平的，虽非不能克服的困难，但终究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才能使我们的技术水平赶上并超过世界水平，决非一蹴即就的事。在这些技术问题都得到顺利解决，国家的经济能力也能够投入这样多资金的时候，据估计至少还要经过五年设计十年施工才能将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此十几年的过程中，自然不能依靠三峡水库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长江的洪涝灾害是很频繁的，平均五、六年就可能发生一次比较大的洪水，1954年洪水已经过去了三年，说不定那一年再来一次大水，还有更经常的一般洪水和内涝溃灾。那么，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及时防止或减轻这些水灾损失呢？当长江规划的领导思想集中于三峡工程的时候，对这样的问题就考虑得比以前少了。或者认为唯有大水库才能彻底解决洪水问题，而轻视了其他的有效措施；或者认为大水库以前的过渡时期很短，可能不致发生大洪水。这些想法，对真正解除长江的洪水灾害是不利的。
利用堤防和湖泊、洼地是切实可行的防洪措施
为了解除长江的洪涝灾害，是否非靠大水库不可呢？如上所述，不论从投资、淹没损失或建设时间来看，依靠大水库来防洪是既不现实，又不合理的。1954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利用堤防与湖泊洼地，应当是长江的切实可行的防洪排涝措施。有人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临时措施；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过渡时期可能长达数十年，在数十年内，这是很重要的防洪排涝措施。遗憾的是，这一年多来，对于堤防和湖泊洼地的利用，几乎没有进一步加以研究，存在的问题没有设法解决，有些应当快做的工程，也因对修建大水库的乐观估计而没有积极进行。荆江大堤的堤基堤身质量不佳，领导规划者常说这是长江防洪的最重要堤段，万一溃决会造成大量淹死人命的毁灭性灾害，以此为修建三峡水库的主要理由。但是在三峡水库还没有修建起来的长时间内，怎样防止荆江大堤的溃决呢？
三峡工程的美好远景，年来在报纸杂志上也曾有过不少报道，大家看到后是很注意的。假如对于三峡工程的现实意义不说清楚的话，也会引起广大群众的误会，以致等待大水库彻底解决洪水问题，而忽视了加强现有堤防和湖泊、蓄洪的必要性。假如再发生大洪水时，就会陷于被动。因此，必须唤起大家注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须依靠现有各种防洪措施，而且应当不断加强它们的作用，决不应当期待着遥远的水库而放松了目前应做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三峡高程二百三十五公尺方案的提出，曾经影响到重庆市及四川省其他城市工业扩建计划的安排，早一点把问题说清楚是有好处的。
投资不多工程又简单能及早发挥防洪作用
利用堤防与湖泊洼地，是我国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与洪水作斗争的有效工具，曾经产生过极大的防洪作用。即以1954年长江的洪水为例，这一年的洪水比1931年为大，由于堤防的及时加高和认真防守，湖泊洼地的有计划运用，使得淹没损失反较1931年为小。1931年武汉市被淹，损失极大，1954年临时加高堤防一公尺五，还是保护了武汉市没有受淹。1954年以后，长江重点地区的堤防已作了进一步的加强，今后把堤防再修好一些，湖泊洼地再控制得好一些，还可以提高防洪能力，大大降低水灾的损失。长江的堤防与湖泊洼地具有很大的潜力，只要花费较少的投资，加以整理加固，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据估计长江中游堤防相差一公尺高程的下泄量，相当于水库或湖泊的蓄洪容量约四百亿公方。由于长江的洪水特点是洪水量特别大，所以更显出堤防是很重要的防洪措施。
利用堤防来防洪，目前最困难的问题是现有堤防质量较差，因此每遇大洪水要动员数十万人上堤防汛，紧张斗争，才能防止它溃决成灾。这是因为过去对于堤防的修建一般没有经过很好的规划设计，农民堆土筑堤也不考究质量，因此挡不住巨大洪水的冲刷。经过解放后几年来的整修，长江堤防已经大为改善，并已取得相当经验。假如我们认真吸取过去劳动人民利用堤防的丰富经验，并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加以总结提高，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把握将现有堤防逐步改善，加以充分利用，而且防汛负担也是可以减轻的。
利用湖泊洼地来蓄洪排涝，乃是结合长江具体情况的有效措施。长江中下游原有很多湖泊，是一群天然调蓄洪水的水库，由于长远以来不断被上游带来的泥沙所淤积，特别是近代无计划地人为围垦，使湖泊面缩小，蓄洪作用逐渐降低。不过，长江中下游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的湖泊洼地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中游防洪排溃方案中所拟利用的就有四百多亿公方的有效容积，而三峡大水库正常高水位二百公尺的时候的有效库容，也不过四百多亿公方。可见湖泊洼地的潜力是很大的。把这些湖泊洼地加以人为的控制后，大洪水年利用它蓄洪，一般年份可以增垦和排涝。由于湖泊洼地蓄洪的机会减少了，还可以减少泥沙淤积，延长它们的寿命。所有中游区的湖泊洼地蓄洪垦殖工程，包括整修堤防工程在内，所需投资共计约六亿元（其中有一部分工程已经完成），比修建大水库的投资要少得多。而且所有工程比较简单而分散，可能在二、三年的短时期内完成，及早地发生作用。完全符合“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
可以保证重点地区的安全
利用堤防与湖泊洼地，不仅可以防止长江的一般洪涝灾害，减轻特大洪水的淹没损失，而且可以保证重点地区的安全。如荆江区利用解放后新建的荆江分洪工程以及计划中的加固大堤及其他分洪措施，就可以防御二百年一遇的洪水。武汉市的堤防已经加高加固，根据1954年的防汛经验，即遇特大洪水也可以有计划地在其上下游采用分洪措施，保证武汉市不致被淹。这是不需要修建水库而在最近时期就可以达到的防洪标准。这种标准，是完全符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关于防洪要求的精神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负责长江防洪的水利部门，目前应当以主要力量积极研究利用堤防及湖泊洼地等的防洪排涝措施，并促其早日实现，以便实事求是地解除长江的洪涝灾害。如果投入太多的力量研究远景的大水库大工程，就可能因此而贻误了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防洪问题，这样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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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务大、时间紧、耕畜瘦弱怎么办？
　　河北省对夏收夏种采取具体措施
据新华社讯 河北省农业厅最近召开夏季生产会议，以整风精神检查和改进领导，布置夏季生产工作。
河北省今年夏收、夏种面积比去年有所增加，当前工作任务大，时间紧迫，耕畜又普遍瘦弱，困难很多。会议接受去年因雨减收的教训，要求各地提前准备防灾、实行随收随打随分。会议特别提倡改变过去集体收割的作法，分生产小组分小场收打，作到收、打、分迅速，避免损失。要求各地吸取去年生产组织机械地强调集中统一的教训，在夏季生产工作中以田间生产小组为单位，按农活种类分别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劳力，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克服近年来生产上的粗糙现象。
河北省当前农村耕畜瘦弱情况很严重。会议针对这一情况，除已经过有关部门调往各地一亿多斤饲料粮外，决定迅速改变耕畜喂养管理形式，说服所有集体喂养不好的社，采取各种办法分散喂养；并要帮助农业社完成今年繁殖三十八万头幼畜的配种任务。奖励喂养种畜、幼畜。
河北省领导部门为了调动农民在夏季生产中的积极性，在召开会议的同时连续发布了许多决定：垦殖空闲地在三年内免征免购；认真执行“三定”政策关于薯类折粮的规定；并提出彻底执行发给社员5％到10％自留地的规定，改变有些农业社社员自留地由社或队掌握的办法等。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参加了这个会，他在报告中指出，作好夏收夏分和夏种工作对缓和当前农村粮食紧张情况，对争取今年丰收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号召全党要作好这项工作。省农业厅为了推动夏季生产工作，决定会后立即抽派二百多名干部，深入到各地农业社生产队，加强具体领导，改变过去只听汇报，只抓重点和只重视生产数字、规模、进度的领导方法和作风。并教育下派干部在领导生产当中要研究生产组织，宣传各项农业政策，多做政治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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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食糖增产
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五十七家糖厂和上万个土糖作坊1956—1957年的榨季已经结束。本榨季糖的总产量达到四十一万吨，比上一个榨季增产两万吨。
国营顺德、市头、东莞、紫坭等日榨千吨以上的四大糖厂和五十三家地方国营糖厂的机制糖产量，共二十八万六千吨，超额一千二百多吨完成了国家计划。土糖产量共十二万多吨。本榨季还比往年增加了赤砂糖和片糖的产量，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广东是我国的制糖工业基地之一，这里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种蔗制糖经验，相传它的制糖历史已有一千多年了。解放几年来，这里新建和扩建了许多糖厂，目前正在兴建中的还有七个日榨一千吨到三千吨的大糖厂；到明年年底以前，这几个厂将先后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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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帮助农民抢收防汛
据新华社10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部队在“支援农民争取大丰收”的口号下，积极参加各种季节性农业劳动。近日福建、广东地区阴雨连绵，当地解放军部队抽出大批人力帮助当地农民抢收、防汛。驻守福建某岛部队在狂风暴雨中帮助农民收割小麦、豆子一千三百多亩。驻闽江口外一个前哨地区的部队，在三天中替农业社抢收了岛上的全部小麦。驻广州地区某部全体官兵和一部分家属，连日帮助珠江黄埔岛上的农民防汛，抢修了危险堤段二十二处。驻福建漳浦地区的某部也配合当地人民在汛期前完成了海堤加固工程。
在云南边疆的苍山脚下、洱海岸旁，解放军官兵和当地各族人民共度着紧张的麦收季节。每天都有大队官兵到农业社去参加收割劳动。驻在保山的某些部队甚至背着背包、炊具，不远数十里到各村庄去帮工。在四川璧山、江津等地区的驻军，目前已帮助抢收了当地的大部小麦，可以保证农民们及时地转入插秧。此外，在山东、河南、安徽和江、浙等省的解放军部队，也先后投入了帮助农民麦收的活动。
许多驻在比较干旱的地区的部队，目前正帮助当地政府和人民展开抗旱、防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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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川、滇、黔调整毗邻地区物价
　　接壤县将建立物价联系制度
四川省和云南、贵州两省毗邻地区商品价格不合理的现象，经过三省商业部门协商后，最近已初步纠正。四川和邻省在价格上发生混乱的二百八十多种商品，有90％以上获得调整。这些商品主要是和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粮食、油料、副食品、药材、畜产等。
四川和云南、贵州两省有很长的接壤地区，各毗邻区群众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但是过去各省商业部门对接壤地区的物价往往只从本单位业务出发，很少考虑到对方的困难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如四川省古蔺县的赤水河同贵州省毕节县的南关，两地仅相隔一条河，而贵州南关农、副、土、特产品的价格，却比四川赤水河的高，仅生猪收购价格每百斤相差近十元。
在协商中，各省商业部门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只顾自己多收、多销，不顾邻区的本位作法。本着次要产地（市场）服从主要产地（市场）；非统购区服从统购区，以及服从商品自然流转路线等原则，调整了价格。
四川省叙永、古蔺、纳溪等县和贵州省毕节、金沙、大定以及云南省威信等八个县，还共同规定在三省有关接壤点、县，每季召开一次物价联系会议，并且成立接壤点、县物价协商小组和建立了经常的物价联系制度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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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微山湖的松花蛋
驰名中外的山东微山湖的松花蛋，已进入紧张的加工制作时期。
立夏以后，微山湖的十四万只鸭子的每天产蛋量，已增加到十二万至十三万个之间。为了把这些鸭蛋尽快加工制作成味美、可口的松花蛋，以完成出口的任务和满足国内更多的人的需要，微山县的加工单位正在积极加工制作。现在，已有九十万个笼岗牌的松花蛋被调运出口。 ·马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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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万宝全商店”
豫康东是一个较小的百货商店，原来只有两个从业人员，儿子刘凤鸣是经理，母亲是售货员。因为扩大了业务，区店又调来了一个售货员。豫康东座落在北京东安市场北门靠东的第一家。凡是从这里买到物品的顾客，都是面带笑容的走出商店。过去人们称它为“母子商店”，现在群众称呼它为“万宝全商店”。
“万宝全商店”的称呼是有来由的。因为他们经营的是零星日用杂货。如人们在大商店里买了袜子，就到这儿来买上袜底用的袜底板；买了罐头，就到这里买开罐头的小刀；买了毛巾、药皂，也要到这儿来买块丝瓜瓤子，才能凑成一套洗澡用具。这个商店在去年一年中就增添了别家不大愿意经营的零星商品三百多种。那怕是三、五个顾客所需要的东西，刘凤鸣也设法到各处寻找；寻找不到现成的东西，他就设计出样子，由手工业者代做，用这种办法添了一百五十种从前没有经营过的商品。许多冷门货，像老太太们专用的发架子，南方人使惯了的淘米箩以及茶漏子、小喷壶等都添上了，大大地便利了顾客。 ·孙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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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俭持家
　　本报记者 余药夫 张基福
　　上海的姐妹：我没有辜负你们的热望
1954年，王佩珍鼓动自己的丈夫黄若梅，到河北承德市寿王坟铜矿参加了重点建设。第二年11月间，上海徐汇区的妇女们又欢送她北上。
久居上海的王佩珍来到铜矿，感到生活处处不方便。在上海，睡的是棕床，这里睡的是土炕。在上海吃的是大米，这里吃的是高粱和小米。在上海烧的是煤球，这里烧的是毛草。在上海晚上用电灯，又明又亮，这里用的是油灯和蜡烛，又费钱又不亮。在上海吃的是自来水，用起来很方便，到这里吃的是井水，井筒很深全凭自己打、自己担。在上海出门走马路坐电车，这里到处是石头，没有一条正经路。人地生疏不要紧，主要的是水土不服，生病，越躺在床上越想上海，越感到上海好。有一次，她无意中对丈夫说：“这里条件这么不好，恐怕这条命要送在这里了！”老黄说：你不是在信上说：“不管人家怎么样，坚决不作建设事业上的逃兵吗？”这一句话勾起王佩珍的回忆，她想起了亲友们对她的希望，想起了自己曾向大家宣布的决心。“我回到上海怎么见人呢？难道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连这一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于是她下定了决心，坚持下去。
王佩珍在上海是市妇联会候补执委，徐汇区人民代表，居民委员会主任，工作积极，得到群众拥护。她在寿王坟这一新的岗位上，向困难展开了斗争。口音不懂，她就先跟别人学习北方话，孩子们闹情绪，就教育他们，分配他们做点家务劳动，大的做饭、洗衣、挑水、扫地，小的看孩子。为了节约买柴的开支，她上山学习打柴。像王佩珍这样久居城市的人，打柴真不容易，不会爬山，不会使镰刀。别人打一大捆，她只打一点。但是她没有灰心，也不怕吃苦，在邻居们帮助下，她很快学会了爬山的方法，学会了打柴的技术。除了刚到矿上时花了五元钱，买了四百多斤柴以外，一直到今天没有买过柴烧。王佩珍又利用空地种了窝瓜、豆角和高粱，自己翻地，自己养种，过秋有了足够的蔬菜和粮食。王佩珍靠着自己的双手，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家七口过的很好。再加她丈夫在去年又升为八级工，两人的工作和生产情绪更加高涨起来。
王佩珍的工作也逐渐从个人的家庭范围扩大到全矿中去。她说：“寿王坟铜矿是一个新建单位，陆续从湖南、杭州、沈阳等地调来的工人家属跟我一样，起初情绪总有些波动，我就根据个人的体验，体贴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烧开水，腾房子，借烧柴，送油盐，使他们感到温暖，介绍克服困难的经验，减少工会和行政的麻烦。”
王佩珍受到了全矿的赞扬，现在已经被评为铜矿先进家属工作者和省、市工会积极分子。她是承德市的人民代表、寿王坟矿家属委员会副主任、镇里的副镇长，并且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她对记者说：“请你告诉上海的姐妹们：我没有辜负你们的热望”。
安心农业劳动
朱玉荣的家住在唐山市郊王辇庄白道子村，全家九口人，有一个婆婆，六个孩子，只大女儿十七岁。她的丈夫杨年是开滦赵各庄煤矿三级选煤工人，每月收入四十五元多。朱玉荣说：“不用看我家人多，可是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劳保补助，有困难靠自己克服，现在我们的日子过的一年比一年好，有吃有穿有富余，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
朱玉荣和大女儿都是农业社员，她自己还是个生产队长，栽白薯、挑水、倒粪、扶犁、点种、插架，样样都会。她们娘儿俩，1956年共计两千四百多个工分，实分各种粮食三千多斤，人民币二十三元多。今年到五月底已做了一千多分了。朱玉荣自己还养着一头肥猪。她满意地说：“我把猪喂的滚瓜园，杀掉一秤一百七十二斤，除了留下吃的还卖了五十多元”。朱玉荣从来不浪费一个钱，棉线自己纺，麻线自己搓，衣服鞋袜全靠母女二人缝补，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已做了大小鞋十四双，布袜两双，把十九件棉衣拆洗得干干净净。这样省吃俭用，每月有五元存在银行里。去年朱玉荣又把和别人合买的小车和毛驴投入了合作社。同时，在朱玉荣的影响下，全村二百八十多户的工属，有75％都参加了农业劳动，她还从矿区公家宿舍里动员了一户工属，回来参加了社的劳动。
朱玉荣的丈夫杨年因为没有家庭负担，工作积极性特别高。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脱班，从去年第二季度起到今年第一季度，季季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说到这里，朱玉荣兴奋地说：“我认为这不仅是杨年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家的光荣，今后，我要帮助他保持这个光荣称号，帮助更多的工属搞好家务劳动”。
爱人——助手
陈梓北教授的“珠算速成简明教程”一书已经写好了，就是其中的图式还没绘好。像逝去的几百个白天和夜晚一样，现在，他还伏在案上苦思苦想。他徒手绘着一个一个的算盘子，总绘不怎么圆，弯弯曲曲的，大小不一。他再一次把自己刻的和请人刻的图样拿来试印，结果，还是失望：线的粗细不一，有的地方太浓，有的又不显，非常难看。怎么办呢？
“你歇歇吧。”他的爱人孙淑芳，把一杯快冷透了的开水倒在痰盂里，给他另倒了一杯滚的搁在书桌上，貌似埋怨，其实是关心地说，“老坐着，不走动，身体还要不要啊！”
说着，她坐在床边补衣服去了。他没作回答。
孙淑芳跟他结婚，已经三十多年，夫妻头发都斑白了。三十多年来，他们之间，从没闹过架。在生活上，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在工作上，她也是他的一个助手。她常常向亲友说：“我的爱人虽然是大学教授，但还像用功的学生一样，一下课回家，不是钻书本，就是拿起小刀子、小钻子、刻刻这，钻钻那，有时连吃饭、睡觉都忘掉了。”所以，家里的事情，柴、米、油、盐也好，教育子女也好，她总是主动地把这副担子担着，免得他操心，影响了他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虽然，当她社会工作繁忙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他要是帮帮我，买买菜，做些杂事，该多好啊！”为了不致影响他的工作，她从没说出口，自己努力把困难克服了。她唯一焦虑的，就是自己文化低，除了给他做些研究中的事务工作外，别的就爱莫能助了。但是，他做研究工作，无论做到多夜深，她总是陪着他，好像这样可以帮助他抵御那无声地向他袭来的冷热，疲惫和衰老似的。
自从他参观农业社回来，时常跟孙淑芳说：农民弟兄记账、算账有困难，他要加速把“珠算速成简明教程”写好。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来催过稿。图式绘不好，书还是出不了。他着急，她也着急。
“用个什么东西才能解决绘图式的问题呢？”她边补着孩子们的破衣裳，边寻求着答案。由于一心二用，针时常刺痛她的手指。“用麦杆点行吗？”她想起小时用麦杆点圆圈玩的事来。
“梓北，用麦杆筒来点算盘珠行不行呢？”她好像豁然开朗，赶忙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他。
“找来试试。”
她找了麦管来，剪齐了，他就忙着往墨水盒里蘸，忙着往纸上印。
“好，很好！”他看见两个线条显明、匀均大小合适的圆圈，十分高兴，“这下可有办法啦！”
屋子里弥漫着这一对老夫妻高兴的笑声。
书出版后，他总是向给他祝贺的人说：“这是家里帮的忙。”
　　（附图片）

第4版()
专栏：东鳞西爪

用机器初制红茶
本报讯 浙江省诸暨红茶初制厂已投入生产。这个厂每天能初制青叶一万至一万二千斤。今年可生产干茶一千二百七十担。过去我国出产的红茶，除精制过程集中在城市用机械操作外，初制过程全部分散在产茶农村用手工操作。因此，初制成的红茶，不但质量差，而且成本高。这个厂初用机器制的红茶，品质既好，成本也比手工初制的低30％以上。
（蔡凤乾）

第4版()
专栏：东鳞西爪

铁路修到平顶山
据人民铁道讯 通往平顶山煤矿的铁路支线，已经基本建成。这条铁路由京汉线孟庙站出岔，跨过汝河，伸向正在紧张兴建的平顶山矿区，包括矿区专用线全长近八十五公里。到目前为止，全线除汝河大桥和部分给水工程外，其他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并开始运送一部分货物。
这条支线的建成，对加速平顶山煤矿的建设和支援武汉钢铁公司用煤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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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咖啡园的早晨
广东省澄迈县国营红光垦殖场的咖啡园，已有二十二年的历史，它是海南岛现有咖啡园中最老的一个。解放后，园地面积已扩大到五百多亩，预计今年可收获干咖啡豆一千七百斤。
左图 当晨光曦微的时侯，场里的工人们便走进咖啡园采摘咖啡。
上图 从华南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派到场里进行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正在和工人一起记录咖啡果实的生长情况。 赵慕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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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将建立一百零五个经济区
　　现正讨论编制挑选干部下月开始工作
　　科学院决定在东方建立新的领导中心
本报莫斯科10日电 在不久前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以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相继举行会议，确定了成立经济区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具体措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已决定成立七十个经济区，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十一个，哈萨克共和国九个，乌兹别克共和国四个，其他共和国各一个，共一百零五个。各个经济区都正在紧张地组织国民经济委员会，讨论编制，挑选干部，以便在7月1日能够开始工作。
莫斯科（市）经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构和人选已经安排就绪，现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个管理局准备从各个工业部接管企业。莫斯科经济区将管辖五百多个工厂，它们生产从机器到布匹等种类繁多的工业品。为了领导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内成立了二十个管理局。除了工厂，它们还领导科学研究所、实验室、设计组。新机构的特点在于把同类企业联合起来，加强生产的专业化。例如，莫斯科市有三十个制造仪器的工厂，以前由十一个工业部管理，现在将归一个仪器制造管理局管理，所以有可能更密切地分工合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新机构内设立了专业化和协作局，以负责各个管理局的企业之间的联系，本经济区工业和别区工业之间的联系，以及发展本区工厂的专业化。
列宁格勒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将于15日组成。包括二十多个局的机构已经确定，领导干部已经选好，只有编制还在最后审核中。新机构将是精干灵活的，它准备接管六百五十个工厂。人们预料：在改组后，列宁格勒工业的专业化情况将会彻底改善。例如，锻件、铸件等等可以集中生产，而现在它们是分散在八十个工厂生产的，因此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产品成本也高。有一百二十五个企业的生产专业化问题正在被研究中。现在有一百个锻工车间，将来可以集中在十四个车间生产。改组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也受到了重视。列宁格勒的许多企业保证提前一周完成上半年生产计划。据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会估计：在改组后，由于加强直接的领导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列宁格勒经济区在现有条件下，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产品将增加一倍。
在顿巴斯的斯大林经济区，新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将代替许多工业部管理五百多个工业企业和二百多个建设单位。就工人和技术人员人数以及产品数量来说，这是乌克兰第一个工业区。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九个科和六个局。煤矿管理局已经开始工作。这个经济区对工业品、原料、材料、燃料、电力、设备和日用品的供应问题很注意。在新机构内设立了物资和技术供应局，它掌握仓库同时负责寻找原料的新来源。
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制度的同时，苏联政府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决定在东方建立新的科学中心。在7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学术秘书长托普切夫院士宣布了这个决定。随着讨论了建立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的措施。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库页岛等地的科学研究机关将统一由这个新的科学中心领导。许多著名科学家将参加这个总分院的组织委员会工作。将在新西伯利亚市附近的鄂毕河岸上建设新的科学城，作为总分院的所在地。在新的科学城中将建设许多新的研究所，如数学、力学、流体力学、物理、自动学、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热学、实验生物学、医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等研究所。其他城市的许多科学研究机关和科学家将到那里去。
在这个改组的时候，有许多专家从中央工业部门下放到地方去。苏联轻工业部的工程师瓦西列夫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纺织工业部的工程师卡西里等，都决定到各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去工作。他们说：许多中央部门的专家都愿意下到国民经济委员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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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第二大钢铁工厂西西伯利亚钢铁厂开始兴建
新华社莫斯科电 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地区，已经开始建设世界最大冶金工厂之一——西西伯利亚钢铁工厂。这个工厂的生产能力仅次于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而居苏联第二位。
西西伯利亚钢铁工厂将建设在西伯利亚的冶金工业城斯大林斯克附近十七公里的地方。这个巨型企业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西伯利亚建设的苏联第三个钢铁工业基地的一部分，这个基地每年将生产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吨生铁，它的其他两个钢铁工厂将在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和伊尔库次克州兴建。
西西伯利亚钢铁工厂将装备一些极为强大的生产设备，就生产能力来说，目前全世界钢铁工业企业所拥有的设备中还没有比它们更大的。譬如，这个工厂将建设一些容积为两千二百八十六立方公尺的高炉，每个这样的高炉一昼夜将可以生产四千四百吨生铁。工厂还计划建设一些炉底面积达五百平方公尺的平炉，由七十七个炉组成的炼焦炉，以及其他巨大的车间和附属工厂。
除钢铁工厂以外，还准备建设一个金属制品工厂和一个制管工厂。这两个工厂的建设工程将在1960年以后动工。
根据新五年计划的规定，西西伯利亚钢铁工厂在1960年就可以开始部分投入生产。它所需要的铁矿砂将由西伯利亚各地的矿山供应。因此，和建设工厂同时，还将建设几个大铁矿，并且改建和扩大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工厂现有的杰米尔、塔什塔哥尔和谢列盖什斯克等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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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即完成春播计划
　　南方农业劳动者已在积极准备收割
本报莫斯科10日电 苏联各地春播计划即将完成。全国播种面积已达一亿二千三百万公顷，即占今年全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播种面积计划的98％以上。哈萨克、乌克兰、摩尔达维亚三个共和国超额完成了播种计划。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西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春播工作也已全部结束。现在各地农民积极地补苗、锄草。
今年苏联谷物、甜菜和部分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有了扩大。如小麦的播种面积增加了三百万公顷。现在苏联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和加拿大，占世界第一位。其他谷物（不包括玉米）播种面积也比去年增加了一百二十万公顷。
全苏甜菜播种面积超额完成了计划。播种面积已达二百零八万七千公顷，比去年增加了十一万一千公顷。玉米播种了一千五百四十万公顷，长得也很好。棉花播种了二百多万公顷。马铃薯、亚麻、向日葵的播种计划也接近完成。
今年苏联各地冬麦都长得很好，没有受到什么灾害。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区等地农业劳动者已在积极准备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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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和民主德国
扩大科学技术合作
据新华社讯 苏联和民主德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最近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的措施，决定在两国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两国将在四百五十个项目方面交换技术文件和互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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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群众听懂看懂朝鲜进行纯洁语文工作
新华社平壤10日电 最近一个多月来，朝鲜的语言学家同新闻出版工作人员曾经多次就纯洁朝鲜语问题举行座谈和进行讨论，语言学家们还到各地演讲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在这些座谈、讨论、文章和讲演中，他们批评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合语法，字句晦涩难懂，以及滥用外来语等缺点。朝鲜的文字工作者们强调要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写群众看得懂的文章，他们并且讨论了纯洁朝鲜语的方法。为了重制群众易懂的学术、技术用语，语言学者们还要同各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商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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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国民议会闭幕
　　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电 匈牙利国民议会会议历时四天，6日下午闭幕。
会议一致通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今年预算收入规定为五百二十六亿七千三百二十四万二千福林，支出为五百一十八亿七千二百六十八万四千福林。
在讨论今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预算草案两个报告的时候，共有二十多人发言。他们指出，今年的经济计划和预算是合乎实际的。计划中数字分配的比例很恰当，既考虑到长远的利益，又注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互相联系。有些议员在大会上转达了选民的意见，认为今年增加饲料生产的任务很好，现在的各种作物生产比例能够促进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一些议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质询和建议。
建筑部部长在发言中特别指出，要更好地帮助私人建造住宅，修理和保养旧有住宅。他还建议修复首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破坏了的有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代建筑物。
经过热烈的讨论后，在6日的大会上，部长会议副主席奥普罗就代表们所提到的有关抚恤金、农业生产、苏联驻军等问题作了回答。
大会还通过了一些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法案，关于匈牙利公民的国籍问题、他们同外国公民结婚和承继外国公民财产承继权问题的法令。会议还选举了建筑、劳动、国家管理事业三个议会常设委员会的成员。
大会还向国际议会联盟发出了反对试验核武器的呼吁。

第5版()
专栏：

　　布达佩斯市党代会上发言热烈
　　要求消灭反革命残余
新华社布达佩斯10日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市党代表会议在6月9日闭幕。出席这次历时两天的会议的有正式代表九百三十二人，列席代表二百人。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布达佩斯市委员会第一书记马罗山所作的关于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在讨论中有二十九人发言。他们指出了迅速消灭反革命残余的必要性，严厉地批评了各部门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提出了改进党、经济、思想、文化工作的具体建议。
代表会议通过了有关决议，并且选举了布达佩斯市党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九十六位代表。
到现在为止，匈牙利全国大部分的州都已经举行了党代表会议，并且选举了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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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匈牙利通讯

　　尝酒
　　——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二——
　　本报记者 胡济邦
冒着细雨，我们来到塞克萨特的近郊参观一个最古老的酒窖，这个大地窖是在五百多年前造成的。土耳其人在此地占领过一百五十年之久，当时土耳其的占领者向多尔娜州的农民征收重税，农民每年到一定的日子，就扛着酒桶，排成长队，向土耳其人缴纳自己酿成的葡萄酒。占领者把农民交来的酒先贮存在这个地窖里，然后再用多瑙河的帆船运回土耳其去。土耳其人被赶走以后，这个地窖就为匈牙利的地主所有，农民还是照样缴纳酒税。解放后，这个酒窖很长一个时期没有用过。直到五年前经过修建后，就成为科伊马蒂国营酿酒农场的酒窖。这里存放的酒是塞克萨特的名酒，主要都用来运销国外的。
酒窖里面有许多圆形的隧道，陈列着成排的大圆桶，大号圆桶可容一千七百多立特的酒。每桶酒的性质都不相同，有不同的名称，有不同的年份。我们走完几条隧道以后，酒窖的主人彼什多老伯，请我们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尝饮他们的名酒。在一张狭长的桌子上，已摆着几只酒杯。他的助手拿着一个带有细长玻璃管的瓶子，从第一个大桶里吸出了一瓶浅黄色的酒。我们尝了这种黄酒后，又尝第二种黄酒，喝完黄酒又尝了各种不同的红酒。
塞克萨特的葡萄红酒是世界闻名的，它在国内得过第一奖，在世界展览会上得过第三奖。一种叫做“耶稣泪”的酒，带有一点酸味，这种酒在意大利也是名贵的酒。另一种叫做“牛血”，颜色非常美丽，好像红宝石的溶液，又像红玫瑰的甘露，味道清甜可口。陪同我们一起参观的当地的一位青年诗人说，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塞克萨特红酒的赞颂。音乐家李斯特来到塞克萨特尝过红酒以后，他回到维也纳就到处向友人推荐。此地的人们这样唱着：“匈牙利人啊！当你喝了塞克萨特的红酒，你就会勇敢起来！”“塞克萨特的红酒比灵芝草还好，谁要喝它一口，就会长生不老！”
青年作家沙莫什说：“你知道我们匈牙利人为什么这样爱好喝酒？因为酒里面反映出人民的苦闷、忧愁、快乐和爱情，人们为了酒，可以把最后一条裤头拿去当掉；为了友谊，他也会献出他所有的一切。”
我说：“你们谈到这里，使我想起裴多菲的诗篇‘村子尽头的一家酒店’。”
于是他们连同司机伊士特万一起，马上就齐声朗诵起来：
“村子尽头的一家酒店，
靠近撒莫什河边，”（撒莫什河是蒂萨河的支流）
我说：“这里应加上一点小小的修正，我们的这个酒窖是靠近多瑙河的支流西游河边。”
“对，对”！他们一面答应着我，一面又继续朗诵下去：
“嘿，老板娘，宝贵的花！
你快把好酒拿来，
那酒，要比祖父更老，
也要像爱人一样热烈！
……………………………”
陪我们来的青年诗人说：“为了裴多菲的不朽的诗篇，让我们干这一杯红酒吧！”主人彼什多说：“红酒又是血盟的酒，匈牙利人的祖宗是游牧民族，定居此地以后，酋长之间常常饮酒结盟。结盟的仪式是彼此割破手腕，把血滴在红酒中，交杯饮尽。”沙莫什抢着说：“今天为中匈人民的友谊，我们饮完这杯血盟的红酒！”老伯说：“对，对，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伊士特万兴致勃勃地说：“为了老伯这个美妙的创议，我们应该再干一杯呀！”
斟酒的人还准备爬上其他的酒桶去吸酒。我说：“其他的酒可以不尝了，我已找到最美的一种，就是‘牛血’。”沙莫什拿起杯子来向大家说：“圣约翰！”（即最后一杯的俗语）主人还吩咐斟酒人灌了满满一大瓶红酒送给我们，希望我们在最快乐的时候喝它，喝完了再来把酒瓶灌满。
我们向彼什多老伯和他的助手告别，他们站在地窖的门口，那门檐上面就是葡萄园。今天是他们的假日，特地从家里赶来打开这个地窖欢迎我们。他们还说，葡萄熟了的时候是此地的盛大的节日，那时候请我们再来此地，大家那时候再见面吧！
　　（附图片）
　　这位姑娘顶着的是做“牛血”酒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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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造卫星能够围绕月球运动
　　用无线电详细报告各种情况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苏联科学院星际交通委员会学术秘书卡尔平科9日在“消息报”发表文章说，由于目前的技术进展，已经有可能使人造地球卫星变成月亮的卫星。
这篇文章说，使在大气层外运行的人造卫星离开地球，并不需要发动机具有巨大的马力。只要运用像光电池或原子发电机这样长期作用的电源，就可以造成使它离开地球所必要的动力。依靠目前能源和带电粒子加速器方面的技术所拥有的一切，不仅可以阻止人造卫星的逐渐下降，而且可以使它在例如一年的期间逐渐接近月球。在地面以无线电操纵的地球卫星，可以变成月球卫星，进行月球周围空间的各种调查，拍摄地球上看不见的月球另一半面的照片。所有收集到的情报，包括照片，都可以用无线电发到地球上。
这篇文章还说，人造卫星的发射有助于科学家描绘大气高层情况的图，收集距地面三百到一千公里间不同高度的材料。研究卫星飞行本身，更准确地说，研究卫星由于空气阻力（虽然这里空气密度小到几乎等于没有）而产生的轨道变化，科学家们就会得到空气密度的必要材料。人造卫星将成为可以长期研究活机体在失重条件下生活状况的第一个实验室。有了人造卫星，就有可能第一次对所谓时间会相对缩减的理论进行直接实验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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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科学技术消息

　　电子计算机新式的储存装置很快就能解答各种统计数字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苏联科学院电子机器模型实验所为电子计算机设计出了一种可以长期使用和保存、而且可以大量储存材料的新式储存装置。利用这种装置每小时可以查对和处理相当于普通书本几百万页的材料。
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制造更好的快速情报和计划统计机器，这种机器的效率会大大超过美国制和苏联制的最新式的同类机器，可以建造口译机器，并且有可能对复杂的生产过程进行自动化控制。
这是苏联“工业经济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的。文章说，这种装置的基本部分是两面印着金属纹的纸张。在纸上有金属层的地方可以用简便方法以二进位码子记下数字或文字材料。然后把成千张这种印了金属纹的纸紧紧地压成像一本本厚书的纸块储存起来。
使用时，只要利用电脉冲就可以查询。电脉冲能按照查询者的讯号自动“找寻”、“读出”和用叙述明确清楚的打印出来的文字“通知”查询者所需的情报。与一般的储存装置——磁带、底片、或打孔纸带相比，这种装置所占体积小得多，而记载事项的数目则多得多。一般储存装置在使用时需要作机械地移动，磁带、底片或打孔纸带通过机器的有关部分，这样往往容易损坏，对速度也有影响。新装置则无此弊病。这些印了金属纹的纸块的使用和保存期限，实际上是无限的。
使用这种记载材料方法，可以用极快的速度查材料，每秒钟可以查几万张。
有了这种装置，操作者可以不离开同这些纸块储存库联在一起的计算解答机器，而在几小时内对某一工业部门或经济地区中各企业的工作作出全面分析，或解决最合理地利用各种装备和其他工业后备的问题。如果把苏联二十多万个工业企业的一切统计数字都记在这种纸上，那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各种问题的解答，如总产值平均指标是多少，一些彼此有关的企业的利润分配状况如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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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科学家保林呼吁各国同业
　　联名要求禁止核武器试验
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化学家保林今天对新闻记者说，他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英、法、苏等国科学家在内，联名发表宣言，呼吁禁止核武器试验。
保林是最近美国两千名科学家联合呼吁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运动的发起人。他说，科学家是最知道这种试验的危害的。
保林明天将启程去欧洲作一系列的讲学。他说，他在讲学中每次都准备谈到世界和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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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加利亚扩大绿化面积
　　拟定具体步骤满足人民的需要
新华社索非亚10日电 9日，这里的报纸报道，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在5月29日作出决议，要在最近几年内在城市、农村、工厂、公路和铁路两旁、河流两岸、黑海边以及水库四周等地方扩大绿化面积。
过去几年，保加利亚的绿化面积不断扩大。1956年，全国城市中绿化的面积已经达到平均每个居民有五平方公尺多，而在1952年，平均每个居民还不到三平方公尺。目前在较大的城市里，都修建了文化休息公园。工厂、农业合作社、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等也在近几年里开始了绿化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绿化工作的成绩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要求。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的决议规定了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级人民会议执行委员会的绿化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时间、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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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捷匈等六国签订航空协定
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六国6月8日在布达佩斯签订了关于共同合作、互派代表并且共同经营这六个国家首都间的航空线的协定。在这以前，人民民主国家的航空交通管理局之间的协定都是双边性质的。
越蒙两国签订换货协定
越南和蒙古之间第一个换货支付协定的签字仪式，10日下午在河内举行。根据两国1957年换货协定的规定，今年越南将供给蒙古木材、干果、南定绸等轻工业品；蒙古将供给越南毛织品、奶油和干肉等畜产品。
我青年代表团离英返国
中国青年代表团已经在9日离开伦敦回国。代表团在一个月的访问期间曾经在英国各地旅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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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波兰通讯

　　华沙新闻工作者俱乐部
　　本报记者 胡思升
华沙的新闻工作者俱乐部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活跃的舞台。从各方面来说，那里都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不久以前的一个傍晚，一个临时来华沙的外国新闻工作者，在俱乐部的入口处用手指点着周围摩肩擦踵来来往往的人，瞪住了眼睛问一位波兰同行：“你们吸引人们到这里来的秘诀何在？”
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秘诀”。让我们走进去观光一下吧！
俱乐部二楼有一间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一张长桌，周围有许多沙发和椅子。这是波兰新闻工作者同各国大使会见的地方。例如今年3月底，波兰新闻工作者同中国大使就在这里会见过。葡萄酒和咖啡陪伴着友好的无拘束的谈话，大家谈东道西，话题从中国报纸的读者来信，一直谈到中波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在这次会见以前，在同样的地点也组织过波兰新闻工作者同苏联驻波大使的会见。据说有这样的计划，今后还要在这里组织同各大国驻华沙使节的会见。
新闻工作者俱乐部里设有各种各样的小组，会员可以根据需要参加一个小组。这里有国际问题小组、农业问题小组、经济问题小组、社会问题小组、文化问题小组、体育小组和旅行小组等等。这些性质不同的小组按照计划进行各种活动。在它们的活动中，同社会各界人士会见是经常采用的方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例如文化问题小组在讨论电影问题时，就放映电影，以加强效果。
在一楼的左面，有三间相连的房间，这是餐厅和咖啡室。“高朋满座”是经常的景象，同行在此聚谈，十分宜人。这里有人在指手划脚地证明自己的论点，有人在低声地娓娓接谈，大家的谈话都是没有什么拘束的。经常到这里来活动的不仅有波兰的新闻工作者，而且也有各国报刊驻华沙的记者。当然，这里还有应邀临时来华沙的各国记者，他们大半就住在这个俱乐部里。在俱乐部的三楼就有一个十五张床位的小旅馆，专供从国外来的或者从外地来的新闻工作者住宿。
外国新闻工作者经常到此地来作客，波兰同行喜欢向他们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我也有过多次这样的遭遇。一次，一位波兰人问我下面三个问题：中国人彼此招呼时是称呼先生、公民还是同志？中国解放后的小说中有没有描写爱情的？中国是不是反对沙文主义？很显然，他的这三个问题是在对中国生活感到兴趣的友好感情中产生的。
波兰新闻工作者协会也设在这个俱乐部里。这个协会的副秘书长钱奇兹同志曾经向我介绍过这个协会以及这个协会所属的这个俱乐部的一般情况。他说：“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任务是帮助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和思想水平，帮助交流经验，为此我们设立小组，组织讨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人们来参加各种活动。现在全波兰一共有三千个新闻工作者，其中华沙占去了一半。”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太多了，我们的国家并不大，因此现在有些新闻工作者找不到职业，你也许注意到，在俱乐部的布告牌上就贴有新闻记者找职业的启事。”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听说法国‘人道报’编辑部只有四十人，‘战斗报’编辑部只有三十八人，这种精兵政策是值得学习的。”
这个时候，我提到了经费问题，他马上回答说：“国家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个漂亮的俱乐部就是国家拨给我们的。同时，每年国家拨给我们六百万兹罗提，作为维持俱乐部的经费。”
谈到会员交会费的问题，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办法。原来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每个会员每月交会费十个兹罗提。在这十个兹罗提中，五个就由协会扣下来作为“会员死亡基金”。如果一个会员逝世，就由这基金中拨出一万兹罗提给死者家属。在福利方面，这里还有诊疗所。一则因为到市内医院看病须排队，二则新闻工作者的身体都并不大好，开设这个诊疗所对会员的健康有很大益处。
每星期一的下午和傍晚，俱乐部电影院的门口总是挤满了人。按照惯例，每星期一在这里组织电影预映场，把将要上映的新影片放映给新闻工作者看。
华沙新闻工作者俱乐部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看看俱乐部的某一周的活动计划，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星期日：儿童同著名艺术家会见。放映动画片。
星期一：文化委员会开会。放映意大利影片“来自西班牙广场的姑娘”。
星期二：电影爱好者集会。新闻工作者协会华沙分会会议。
星期三：休息。
星期四：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会议。经济问题小组集会。
星期五：航空报道者（从事航空报道的新闻工作者）集会。
星期六：学生讽刺剧院的闭幕演出。
　　（附图片）
　　华沙新闻工作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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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政府庇护杀人犯激起公愤
日本公众广泛要求审讯哲腊德
新华社10日讯 东京消息：美国法院在6月6日作出的不把杀害日本农妇坂井中的美国兵哲腊德交给日本法院审讯的决定继续遭到日本各方面的猛烈抨击。
日本法务相中村梅吉在今天下午发表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国内的舆论只是眼着于这一事件是在演习场发生的，而忘记了造成坂井中死亡的哲腊德的行为同执行公务没有关系这一点。而且这一问题是经过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的两国行政协定而设立的日美联合委员会这一正式机构充分讨论以后，才作出裁判权属于日本的结论的。按照国际信义来说，日美联合委员会作出的这个决定，两国国民是应该遵守的。
法务省刑事局长井本台吉今天也表示，美国要是不顾日本的舆论将哲腊德送回美国法院审判，可能会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美情绪。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中村明（译音）今天说，美国人对哲腊德事件的议论，是“基于种族偏见的过多的感情用事”。中村明指出，美国人认为驻扎在国外的美军人员应该依照美国法律来审理，这显然意味着侵犯驻在国的主权。要是美国人认为由于这一事件是哲腊德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发生的，日本就没有管辖权，那么，日本就不能允许在日本人民周围有这种危害人命的“公务”存在。这位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国际法在牵涉到两国以上的任何案件中，总是优先于国家法的，这是“确定不移的常识”。
“朝日新闻”和“东京新闻”昨天都曾发表了文章，指责美国在哲腊德事件上的“种族偏见”。“朝日新闻”今天并且发表了一幅漫画。漫画画着日本首相岸信介乘飞机在美国着陆时，一个美国牧童用手枪逼着他，叫他把哲腊德送回美国，以此来讽刺美国在哲腊德案件上所采取的横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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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纺织界喊“六月危机”
　　五月份有六十家倒闭
新华社10日讯 东京消息：据东京信用交换所最近统计，5月份日本又有六十家纺织厂商倒闭，日本纺织界开始呼喊着“六月危机”。
5月份日本纺织厂商倒闭的数字比4月份多五家，相当于去年同一时期的四倍半。据东京信用交换所估计，6月份还会有更多纺织厂商关门。
日本毛纺、东亚纺织、钟渊纺织等十大纺织公司已经决定从7月1日起的三个月减少毛纺产量30％，企图用来缓和一下纺织业的危机。
日本报纸纷纷指出，日本纺织业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生产过剩”和最近开始实行的紧缩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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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干涉他国内政肆无忌惮
　　罗伯逊向泰国提出横蛮质问
　　泰国当局在美国指使下逮捕访华工会代表
新华社8日讯 曼谷消息：“图画新闻”和“自由通讯报”6月4日援引接近泰国国务院方面透露的消息说，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最近曾经向泰国驻美大使乃朴·沙拉信提出了一些干涉泰国内政的质问。
罗伯逊的问题是：一、泰国人民和报纸为什么要攻击马尼拉条约组织？泰国领导人物支持的报纸如“自由通讯报”和“永恒报”为什么要天天攻击美国？二、泰国当局为什么批准“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电影在泰国放映？三、泰国当局为什么准许泰国工会代表和艺术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他们回来以后，政府要不要逮捕他们？
消息说，乃朴·沙拉信最近已经被召回国，和泰国当局研究如何回答罗伯逊提出的问题。
“图画新闻”发表社论说，罗伯逊提出的质问，是美国对泰国内政的又一次肆无忌惮的干涉。这些问题是一个强国对它的属国提出的问题。“图画新闻”警告说：什么时候美国仍然把别国当做自己的奴隶，什么时候类似台湾事件的事件一定会在其他国家里爆发。
“自由通讯报”指出，美国向泰国提出上述问题，是由于害怕泰国政府将按照泰国人民的要求改变它的对外政策。
乃朴·沙拉信在6月4日接见记者时，全部否认了上述报界透露的消息。他说他这次回国和解决泰国人民反美的问题无关，但是他承认美国的高级官员曾经就这些问题“彼此质问”。
据新华社7日讯 曼谷消息：最近曾经访问中国的七名泰国工会代表6月5日坐飞机回到泰国时，被泰国警察当局逮捕。他们将被控“参加共产党活动”和“向警方作虚伪报告”，因为他们出国以前说是到香港去的。
“自由通讯报”早在6月1日就已经透露，泰国警察当局这次决定逮捕泰国工会代表，是受马尼拉条约组织驻曼谷的美国代表指使的。“图画新闻”也在6月3日发表社论说，泰国警察当局是受“美国皇帝”推动而逮捕泰国访华工会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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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加诺强调民族团结
斥分裂活动是叛国行为
新华社雅加达10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苏加诺总统9日在西爪哇西冷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说，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还没有取得成就，因为国内存在着动乱和分裂活动。
苏加诺总统谴责种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集团的活动是叛国的。他反复说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且解释了建国五基和朱安达内阁的五项任务。
当天迟些时候，苏加诺总统在西冷地方官员的会议上说，认为他要印度尼西亚抄袭苏联和中国的政府制度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说，我们只是要拿好的东西来做榜样。苏加诺总统说，他曾经让印度尼西亚人民把中国人民在建设中的活动作为自己的榜样。
苏加诺总统强调指出，美国、苏联和中国的政府制度是分别同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性格相适应的，印度尼西亚也应当有适合于自己的人民性格的政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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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拉伯联盟谴责以色列挑衅
　　叙总理重申支持保护苏伊士和亚喀巴湾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埃及“晚报”报道，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8日指责以色列不断在阿拉伯国家边境进行侵略活动以及最近对亚喀巴湾沙特阿拉伯海岸和领土进行攻击。
哈苏纳说，阿拉伯联盟认为，以色列海军在亚喀巴湾领水的示威和以色列的各种挑衅行动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因此，联合国必须进行干涉并且加以制止。
哈苏纳说，阿拉伯联盟支持沙特阿拉伯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所采取的措施。
另据“金字塔报”6月8日刊登它驻华盛顿记者的消息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最近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以色列在亚喀巴湾的挑衅行动”表示不安。沙特要求艾森豪威尔力促以色列停止这种行动，并且说，这种行动对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造成威胁。
“开罗报”6月7日说，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履行和沙特阿拉伯签订的安全协定。它指出，“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缔有协定，规定美国要阻止对沙特阿拉伯领土的任何攻击。”
这家报纸说，沙特阿拉伯曾告诉美国说，以色列驱逐舰炮轰了亚喀巴湾的沙特阿拉伯沿海阵地，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对这次攻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8日对报界说：“以色列永远不能在苏伊士和亚喀巴湾通行。我确信，我们（阿拉伯）的计划足以保障阿拉伯的水道和领水不受任何敌人的侵扰。”
阿萨利是在评论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7日发表的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威胁说，以色列将以武力来行使它通过苏伊士运河和亚喀巴湾的权利。
阿萨利还重申叙利亚将全力支持埃及为了保护它的主权和独立所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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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艾森豪威尔预算引起的争吵
　　张振亚
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在预算问题上已争吵了近五个月。尽管每年白宫和国会照例要在预算问题上鼓噪一番、玩弄一通美国的“民主”，欺哄一下美国的选民，但是今年的分歧却带有较为错综复杂的性质。
首先是白宫内部总统和财政部长的意见分歧已经导致了财政部长汉弗莱的辞职。其次，众院在削减了政府各部门的经费以后，不顾总统的反对，又把军费削减了近二十六亿美元。参院也一反惯常的作法，对众院通过的一部分政府部门的经费法案作了进一步的削减。
虽然按照美国的制度，上述削减还不是最后的定案，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使得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说：“艾森豪威尔的政治权力正在削弱”。英国的“苏格兰人”报也指出，“美国总统在预算问题上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为什么在去年11月还以压倒优势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才不过六个多月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而且他的影响也迅速降低呢？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同美国人民对庞大预算的反对、实力政策和经济稳定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分不开的。
人民反对庞大军费预算
美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庞大预算是容易理解的。1950年美国平均每个人的赋税负担是三六七点七九美元，到1956年已增加为六○七点四三美元。在赋税激增的情况下，几年来人民减税的要求十分殷切。去年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也曾作过减税诺言。但是在他上台后却违反诺言，提出了美国和平时期空前庞大的预算。这个庞大的联邦政府预算，加上也在不断增大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就使得由今年7月1日起的未来财政年度内，人民须要一共缴纳高达一千一百九十亿美元的赋税。这个数目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美国历史上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未曾有过的纪录。
因此新预算一提出就遭到各方的猛烈抨击。反对政府庞大预算的信件像潮水一般涌到国会议员手中。最近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一再发表电视演说，为自己的预算进行辩护，呼吁人民的支持，但是白宫接到的每三封信中就有一封反对预算。连一向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美国商会也要求政府削减预算。
美国人民要求削减预算的强大压力，使国会中一向大卖气力卫护总统预算的一些议员最近也不得不观观风色。因此有些美国报刊预测，预算能够在削减二十亿美元的情况下通过，就算幸运了。
实力政策和经济稳定的矛盾
艾森豪威尔政府由于推行实力政策，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并在国外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成立各种军事集团或同盟，因此造成浩大的开支。现在它又要大事发展导弹和核子武器。这样，在未来财政年度内，就使三军费用和原子能武器的发展费用增加到四百一十亿美元（将近占了整个预算的60％）。如果加上其他有关开支，军事性费用共占预算总额的63％。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沉重的赋税几年来为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其中包括前总统胡佛和已辞职的财政部长汉弗莱。3月6日汉弗莱在底特律市讲话时曾说明了他的反对意见。他说：“即使武器对美国安全重要，但是我国在经济上也必须保持健康。……我国的军事项目和部队人员用掉的数以十亿计的钱产生了很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虽然这些钱流入了消费领域，但是却没有同等数量的、为人民所能购买的物品制造出来……。”他认为：庞大的军费只会加重已经在发展的通货膨胀，最后导致“令人毛发悚然的萧条”。
但是汉弗莱的主张却遭到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集团的积极主张向外扩张的所谓“现代共和主义”派的反对。为了美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他们借口“苏联的威胁”，力图尽可能保持庞大的军费，同时企图用一些人工的办法来调节经济活动，维持不稳定的“繁荣”。
不过，尽管美国总统否定他的财政部长的说法，但是庞大的军事费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威胁却是一件连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实际上白宫内部正在挖空心思地寻找出路，来摆脱目前既要维持庞大军事机器又要稳定经济的矛盾。根据熟悉华盛顿情况的“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透露：白宫内部一些掌握国家机密的人目前已在暗中研究一项精简三军机构和减少在军事定货上的重复现象的办法，以求在不致太多地增加军费的情况下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
这种办法是否行得通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方面的努力至少说明，庞大的军费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压力，已经成为一个使华盛顿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难题了。
派系之间的斗争
汉弗莱和艾森豪威尔的分裂，除掉反映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军事和财政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以外，还反映了美国利益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部保守派和所谓“现代共和主义”派之间的分野，实际上主要是中西部垄断资本和美国东部大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国外拥有雄厚利益的华尔街财团，特别是洛克菲勒石油集团，一直积极主张向外扩张，加紧推行扩军备战的政策，扩大援外计划；同时也主张继续执行一种所谓有控制的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在国内搞一点所谓“新政”，用些小惠来缓和群众的不满。但是在国外利益较小的中西部财团却反对在国外过多地缔结军事同盟、建立基地，而主张减少援外用款，并把军费维持在“安全”限度以内；同时反对增添任何社会福利措施。
美国统治政党内部代表不同利益财团的派别的斗争由来已久。第二次大战后，东部财团在美国政策上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这一次中西部财团的代表们在预算问题上发动攻势，无非是想利用美国外交上的困境，人民的厌战心理和共和党内部因在最近选举中的一连串失败而引起的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来为自己取得较为有力的发言地位。
在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民主党着眼于明年的国会选举，为了迎合选民心理，也吵吵嚷嚷地对共和党政府的预算进行攻击。民主党参议员伯德、鲁塞尔和约翰逊等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动机来批评艾森豪威尔的预算的。
所有这些都是促成目前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预算问题上争吵的复杂因素。
争吵反映了困难增加
那么新预算是否真会遭到国会的大量削减呢？
上面说过，新预算是按照目前控制着美国政府的华尔街财团的政策要求提出来的。人民的反对固然使得国会在通过这个预算时，煞费手脚，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的分歧更增加了这种困难，但是无论是白宫，或是国会内，迄今还没有要求根本修改预算政策的意见，也还没有人批评造成庞大开支的实力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无论是民主党中占优势的北方派和共和党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共和主义”派都在为华尔街效力。因此，虽然民主党控制着国会的多数，却不能设想他们会对艾森豪威尔的预算作根本的修改。最近杜鲁门和史蒂文森已在向民主党议员暗示：在预算问题上对共和党政府施加压力太过，将会对民主党自身不利。这就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迹象。
不过，围绕着新预算进行的争吵毕竟说明，美国政府推行的扩军备战政策困难是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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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知识

　　黎巴嫩议会选举
黎巴嫩议会是一院制的国家立法机关。议员任期四年，由选举产生。
上届议会是在1953年7月选出的，共有议员四十四名。本届议会议员名额增加为六十六名。这些议员将在从6月9日开始的四个星期天中先后分省选出。在6月9日投票的是贝鲁特和南黎巴嫩省，山区黎巴嫩省将在6月16日投票，贝卡省和北黎巴嫩省则分别在23日和30日投票。
在中东各国中，黎巴嫩是信奉基督教人口比率最大的国家，基督教各教派的信仰者占人口一半以上。因此，在黎巴嫩，不同教派之间的势力分配，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而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还不很大。
根据各教派之间的协议，这个国家的总统（由议会选举、任期六年）由基督教徒担任，总理由穆斯林担任。政府各部门职位的分配也有类似的规定。这次选举中的议会席位，也按照宗教信仰作了如下的分配：基督教徒：马龙派二十席，希腊正教七席，希腊天主教四席，亚美尼亚正教三席，亚美尼亚天主教一席。穆斯林：逊尼派十四席，十叶派十二席，德鲁士区四席。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一席。
黎巴嫩现任的索勒哈政府是在去年11月组成的。这届政府自上台以来，执行了不利于黎巴嫩民族利益和阿拉伯团结的亲西方政策，并且最先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个政策，受到反对派“民族阵线”和广大群众的指责。
“民族阵线”在竞选中提出了奉行积极中立政策，同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紧密合作，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以及有损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任何外国援助，拒绝参加巴格达条约和其他军事集团等口号；同时，还指责政府对选民施行恫吓和施加压力，要求推迟受政府控制的贝鲁特省的选举。“民族阵线”曾为此从5月30日到6月1日，在贝鲁特等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6月2日，政府被迫向反对派作了些让步，同意任命两位“中立人士”参加监督选举的部长委员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调停人”、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谢哈布也向反对派保证，将使投票不受到妨碍。谢哈布并接管了警察的指挥权。 （右）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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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巴嫩议会选举开始举行
　　埃报指责美国从中干涉
据新华社10日讯 贝鲁特消息：黎巴嫩议会选举的第一次投票6月9日在贝鲁特和南黎巴嫩省举行。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的非正式结果，在森严的军警戒备下进行的投票中，亲西方的政府派领先，获得了二十二席中的十五席，反对派获得了七席。
在贝鲁特区的十一席中，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派获得了十席，反对派获得一席。主张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索勒哈总理已经当选，票数超过同他竞争的反对派领袖、前总理雅非。
反对派指责政府在计算选票中舞弊。在贝鲁特，发生了两起政府派和反对派的支持者冲突事件，结果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支持反对派的人有二十人被逮捕。
在南黎巴嫩省，反对派获得了十一席中的六席，政府派获得五席。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当选的六个反对派人士中，有三个主张同埃及和叙利亚加强合作，另外三个在内政问题上反对索勒哈政府，但是在外交上赞同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
新华社开罗10日电 埃及“人民报”6月9日说，美国在黎巴嫩选举前夕把军火赶运到黎巴嫩，是紧急运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军事方面来压制黎巴嫩人民在选举中自由表示意志。
这家报纸的社论还说，这又证明，与外国公约发生关系的任何阿拉伯国家政府一定会脱离它的人民而孤立起来，并且会要求运入外国军火来对付人民。
“共和国报”在社论中说，当前黎巴嫩的选举，是在积极的中立政策和艾森豪威尔主义之间、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屈从外国干涉者之间的抉择。这家报纸说，黎巴嫩人民已经在最近表明了它们要求自由的积极中立政策、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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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不反对法国船只
以英镑付运河通行费
新华社开罗10日电 埃及财政部发言人9日说，埃及不反对接受自由英镑作为法国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
前已报道，法国通过瑞士驻开罗大使馆向埃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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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新财长是什么角色？
　　靠原子发财的大资本家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9日讯：美国记者阿尔特·薛尔兹在“工人日报”上谈到任命大商人安德逊为美国财政部长这件事时指出：“又是一个靠原子发财的大资本家参加了政府。”
薛尔兹指出，安德逊在被任命为部长以前担任过“文彻斯公司”的总经理。他说：“新任财政部长通过三条线同烈性炸弹联系起来。第一，铀矿——原子燃料——是他的矿业帝国的最好的领地之一；第二，安德逊的公司还制造烈性炸弹的燃料。这个公司在原子弹还没有投到广岛以前曾经把纯铀出售给五角大楼。第三，安德逊公司所生产的镍是美国原子企业、喷气飞机和导弹的原料。”
薛尔兹说，根据“拜龙”周刊材料，“文彻斯公司”统治着“一个价值二亿五千多万美元的矿业帝国”，它在五大洲——两个美洲，亚洲，非洲，欧洲和澳大利亚——都有投资。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制造铀的工厂也是属于它的。它拥有非洲乌干达的铀矿，也拥有澳洲的钍矿、钛矿及其他矿。
薛尔兹说：“文彻斯公司”的女儿公司——“福耳康布里奇镍矿公司”的产品的“最大买主”是美国国防部。当安德逊早先担任政府职务的时候（他过去做过海军部长，以后又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这家公司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出售大宗镍的合同。属于安德逊的镍公司，同与国务卿杜勒斯有关系的“国际镍公司”也密切勾结在一起。
薛尔兹最后强调指出，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安德逊将参与决定使用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人武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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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札记

　　悲剧变喜剧
美国最近出版了一本长达九百二十七页的大作，叙述美国国会关于交通案件意见听取会的惊人情况：美国一年所发生的交通案件竟达两千万起，因车祸而受伤的人数达一百三十万，全部和终身残废的十万人，当场毙命者四万人，损失的财产计达四十五亿美元。难怪美国的“民族”周刊把这本书称为美国国会“最血腥的”记录。
虽然问题是如此严重，但是，参加会议的国会议员、国家和各州负责交通安全的官员（包括法官）、见证人和大汽车公司的代表先生们却显得十分轻松。而且居然还从死亡录中找到了生财之道。
福特汽车公司大老板的代表建议，为了公路的“安全”，首先应禁止所有的旧汽车通行。这真是绝妙好计。照此实行，势必新汽车一律填补“真空”，而汽车公司积存的大量新汽车也就可以畅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司法小组的主席，有着另一打算。他以汽车马力太大促成车祸增加为由，建议：“国会应该修改现行的消费税则，以便按汽车马力的大小来课以多寡不同的税收。”
国会议员大概是比较精通美国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见解更高人一等。有一位议员先生想到四调羹蜜糖可以使一个醉汉苏醒，因而主张各酒吧间在所有的酒里都加添蜜糖，说是为了减少因酗酒而造成的车祸，实则人们可以从这里闻到糖业老板的铜臭气味。
妙计各有千秋，而口味则无二致。对于这些大人先生们来说，即使像汽车大量压死人的悲剧，也可以变为挣钱的喜剧。他们关心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可以凝成美元的人的鲜血。 （葛）
　　（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制造诬陷阴谋未遂
　　约旦无理驱逐埃及外交官
新华社开罗10日电 开罗报纸今天报道，约旦政府在制造了一个企图把埃及驻约旦大使馆武官希拉尔中校牵连在所谓反对约旦政府和国王的阴谋中的活动失败以后，已经要求把希拉尔和埃及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驱逐出境。
6月8日晚上，一名约旦特务拜访了希拉尔。他劝希拉尔参加反对约旦政府和国王侯赛因的阴谋。希拉尔识破这个特务的阴谋以后就把他扣留了起来。在这个特务身上搜出了一个录音器和一支左轮手枪。这个特务写下供词说，他是奉约旦陆军参谋长马加利的命令来陷害希拉尔的。
埃及驻约旦大使馆立即把这件事情通知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根据里法伊和埃及代办的一项协议，这个特务已经移交给约旦当局。埃及大使馆还把这个特务供词的一份抄件交给了约旦当局。
尽管埃及方面做了所有这一切，里法伊仍然在6月9日下午召见了埃及大使馆代办，告诉他约旦国王要求埃及武官和埃及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今天早上离开约旦的领土。
这个事件正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在约旦进行正式访问的时候。
据新华社10日讯 安曼消息：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今天在约旦某地参观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两国陆军的秘密演习。
沙特阿拉伯军队是去年英、法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时候进驻约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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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絮

　　空头支票何其多
据东京票据交换所最近调查，5月份发现空头支票五万九千二百八十三张，比4月份增加了21.1％，创战后最高纪录。
东京票据交换所曾经把3月份发现的空头支票五万三千零八十三张看成是它开业以来的最高纪录，但5月份的空头支票数目比3月份还多了六千二百张。
“东京新闻”说，5月份空头支票剧增的原因之一，是受到紧缩金融政策的影响。
（新华社）

第6版()
专栏：

　　美国监狱如地狱
　　犯人备受虐待 暴乱不断发生
据新华社10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民族”周刊不久前刊登卡斯的一篇文章说，美国的监狱制度已经遭到“全面的失败”，监狱成为“孕育犯罪”的场所。
卡斯说，美国的刑事机构还是在十八世纪“监禁和惩罚”的今天概念下工作的，这是造成失败的原因。
卡斯说，从1950到1956年，全国的监狱却发生了将近一百次的暴乱和严重的骚动。成百的狱卒和犯人受伤或被杀害。监狱财产的损失据估计总在一千万美元以上。同时，联邦和州监狱的囚犯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止一次，甚至两次、三次或更多次入狱而“依然故我”。“流动性的积犯”估计约有三百万。
美国许多监狱不但拥挤不卫生，容易酿成火灾，而且管理人员工资菲薄、力不胜任。在监狱里面，积犯同初犯混在一起；恶毒的、有病的、堕落的、精神有毛病的同年青的不幸的人混在一起。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不满和叛乱，同时妨碍了“改造”的机会。
卡斯说，美国监狱机构目前使用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残暴方法。这个方法也只能带来更多的困难。经过调查，发现在过去十年中残酷的对待犯人是造成监狱大暴乱的主要原因。坏的伙食，徇私隔离顽抗的犯人，“出卖”赦免或者滥用假释都会造成同样的结果。而美国狱吏对犯人使用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拷打和关隔离室。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不同政治有牵扯的。以狱吏的职位赏赐给自己的亲信或求职的人是一个“传统”。

第7版()
专栏：

　　不能缄默无言
　　北京大学教授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侯仁之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人提出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而代之以“民主治校”或“教授治校”。既然有这样的意见，能提出来就很好，只要出于对党的爱护，就不应该藏在肚子里而缄默无言。但是作为一个大学里的工作人员，我对这一问题却有些不同的意见。我想意见既然不同，在爱护党的前提下，也应该提出来，同样的不能缄默无言。
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也具体负责一个系的领导工作。首先应该说明，假如把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中的党委制（或把所谓“党委会退出学校”中的党委会），理解为党的组织机构来包办学校中的一切，那么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就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没有规定党委治校，但确实有个党委会。党委会的书记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之一，但是以我的理解，他在学校的行政领导上是以副校长的身份而不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来进行工作的。我作为一个系的领导者，既不向党委会请示汇报，也不接受党委会的任何指示命令。在我所负责的这个系中，也确实有个党总支，而党总支的书记又是系的教学秘书。但是党总支既无权干预我的行政，也不能对我发号施令。党总支书记作为系的教学秘书，只是作为我的一个助手来进行系里有关的工作。因此在行政关系上，他也只接受我的领导，并且向我负责。那么，党总支在我这个系里，对系的行政工作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根据我的理解以及我所切实感觉到的是，党总支只有起个保证的作用。保证什么？保证党在高等教育中的方针政策能够在我所负责领导的这个系中得以贯彻实行。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党中央提出应该很好的团结老教师的指示，我系党总支就应该尽其所能的来保证这个指示的具体贯彻和实行。而这样一个指示，从系的行政领导来看，不但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否则这个系就无法办好。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作为系的行政领导，就只有感觉党总支对我的帮助，而不是感觉到党总支对我行政权力的侵犯或干扰。我十分愿意我系党总支在青年党团员以及群众的教师与学生中，多作些思想教育工作，愈细致愈好，愈深刻愈好，使我们的青年同志和同学们不只是从形式上，而且是从思想上尊重年长的教师，并虚心向他们学习。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总支作得太多了，而是觉得作得太少了，作得不够好。因此，在这一次整风运动中，我就把这作为意见之一，向党总支提出来，希望党总支更好地去检查工作，改进工作。我系的党总支直接受大学党委会的领导。我作为一个系的行政领导者，和党委会的直接接触不多，但是我认为党委会在全校行政工作中的作用，基本上和党总支在我系的作用也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它最根本的任务，用一句话来说，我认为就是要保证把北京大学办成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这能不能说是领导？当然是领导，而且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领导。不过这样的领导主要是属于思想范围的领导，是属于方针政策的领导。至于学校一切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具体组织领导与行政事务工作，那都是学校行政部门以及负责领导教学机构的责任，和党委的领导并无矛盾。如果我这一认识是不错的，那么学校党委会的存在，就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是任何人所不能改变的。我们的国家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的学校也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学校。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道路，我们就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如果说在某些学校里党的组织除去本身任务之外，还管了一些不应该由它来管的学校行政上的事，或者说是有以党代政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应该很好地向党提出意见来改变这种情况，而不应该来笼统地喊“党委制退出学校”。因为这样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我们是不是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呢？如果真是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干脆一句话，那就不是整风范围内的事，也就不必打着整风的旗号来谈这个问题。
其次，再谈谈所谓“民主治校”或“教授治校”的问题。
“民主治校”或“教授治校”在这里是与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相对待而提出的，好像在所谓“党委制”的学校里，是既无民主，又不给教授以过问校事的权力的。如果这一理解不错，那么同样的，在北京大学里，至少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也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相反的，我倒觉得在学校的工作上，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享有更多的民主；在学校的校务上，我们教授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有更多的权力去过问。在这里，我还想以我所负责领导的一个系为例来加以说明。在这个系里，最高的领导机构不是系主任的办公室，而是系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的成员，除去系主任是当然主席以外，还包括各教研室的主任、教师代表、工会部门委员会的主席以及教学秘书和党总支书记。从具体的人来说，我系系务委员会共有成员八人，其中教授三人，副教授四人，讲师助教各一人。除去一位副教授外，我系所有的教授与副教授都包括在这里了。在这八人之中，群众四人，民主党派三人，党员一人，这一位党员又是委员会中唯一的助教，是以教学秘书兼党总支书记的资格而参加的。这一年以来，有关我系发展以及教学与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无一不在系务委员会上经过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才能算数。系主任在开会之前有了解情况准备会议的责任，在开会之后又有贯彻执行会议决定的任务。系主任要想作好工作，就必须充分依靠系务委员会，并通过系务委员会来尽可能的集中全系教师的智慧和意见，以进行工作。尽管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必须逐步求得改正，但这样一个工作的方向，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它既保证了有经验的教师在教学领导上的作用，也发挥了广泛的民主精神。系主任虽然是全系行政的领导人，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却不能撇开系务委员会而擅作主张，独断独行。否则他就一定要碰壁。
从校部来说，北京大学最高的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或称校务会议），校长是校务委员会的当然主席。党委会的书记和副书记，有的是以副校长的资格参加委员会，有的是以党委会的代表的身份参加委员会。但在会议中，他们与其他成员的地位，并无两样。如遇校长缺席，作为党委书记的副校长也可代替校长主持会议，但他也只是以副校长的资格这样作，而不是以党委书记的资格这样作。同样的，非党的副校长，也可以在校长缺席时主持会议。其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系科和直属教研室主任，各处处长，有代表性的教授和民主党派以及工会的代表等。他们的职位尽管不同，但绝大多数仍然是教授。就其组织形式来说，不能说是不民主，更不能说是排除了教授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值得讨论的是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会议，就过去的情况来说，既缺乏一定的工作计划，又没有主动的去讨论全校领导中一些最基本最关键性的问题。常常是在一些具体问题迫近眉睫的时候，才去被动的召集会议。事前既无充分的酝酿准备，开会的时候又因为人多而时间少，讨论问题很难细致深入，会议常常流于形式，这给学校的发展显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是今后所必须大力改进的。党委会在这方面不能及早提出意见，提请委员会的注意，也是负有责任的。因此，从北京大学的例子来看，如果说校务委员会这个全校最高的领导机构未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是实际情况，应该改进，也必须改进。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傀儡，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一切校政必须取决于党委会，那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假如校务委员会能够彻底改进工作方法，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充分发挥校务委员的积极作用，那么它就可以很好的体现民主的精神和教授在学校领导中的作用。如果一定说党委制或党委会退出学校，学校才能有民主，教授才能有参与治校的机会，那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话，也就是自欺欺人。
附带声明，以上我所提到的有关北京大学的一些例子，完全是我个人在工作中所得到的认识。如果认识有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有不全面的地方，也请读者指教。
最后，我愿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结束我这篇短文：我想把北京大学比作在社会主义革命洪流中向前行驶的一只船，我们许多负有行政责任的人，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就好比是船上的水手，而代表党的领导的党委会则是船上的舵手。舵手保证了我们这只船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而我们这些水手则是努力开动着船只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百折不回的奋斗目标。只是由于我们这些水手在彼此之间的合作上还不是尽如人意，表现在党群关系上以及方针政策的理解与执行上，也还有很多问题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正是这一次整风运动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由于我们这些水手以及我们的舵手，经验不足，本领不强，在这样的洪波巨浪中驾驶着我们的船只前进，难免不有些颠簸动荡，甚至还有触礁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改正缺点，避免错误，力求安全的前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舵手是不能更换的，我们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所谓“党委制退出学校”的说法，在这个比喻中无异说是要把我们的舵手换掉，把我们的方向掉转头来。这样作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因此对这样的意见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缄默无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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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体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承信
我和党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愉快的，但也有不好的、不愉快的一面。这里我着重谈谈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方面的问题，供有关方面整风时参考。
1948年12月中，燕京大学全体师生职工以愉快的心情欢迎了解放。1949年我以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负责组织政治理论课程。因为有了教育部和学校党支部同志的大力支持，政治理论课程是开得有成绩的。当时学校的许多教学制度是需要改革的，法学院的课程就更成问题了。有关这些事情，几位朋友曾给当时学校党支部负责同志反映过不少情况，并提过不少建议，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但没有给我们以积极的支持，反而说我们在搞宗派主义活动。我们有几位同志曾直接给教育部汇报过同样情况，提过同样建议，但教育部的张宗麟司长在燕京大学礼堂讲话时则以“将相和”比喻劝导我们一番。显然，教育部负责同志是受了当时学校党支部意见影响的。后来，“三反”教师学习运动时证明搞宗派主义活动的不是我们。
院系调整总的说是成功的，但调整过程中高教部有过主观主义等作风
自从解放以来，我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积极拥护的，而且对教学制度和课程改革是费过一番心思的，但毕竟由于自己理论水平低，思想问题多，思想方法不对头，1950年秋身体终于搞垮了，直至“三反”教师学习时，身体健康才开始好转。
“三反”教师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教育，不但有机会端正了立场，而且从此我的思想方法起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三反”教师学习总的说是好的，但在狂风暴雨中，有些年龄较大的同志或多或少是受了伤的。在这次帮助党整风谈起“三反”时，有些同志的情感还是很激动的。几年以来党没有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给他们以帮助，不能不说是党统战工作中的一个缺点。
紧接着“三反”教师学习的是院系调整。总的说，院系调整是成功的。它把分散在原有几个大学的各系和专业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不但便于高教部领导，而且更利于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院系调整后，政法和财经各专业开设了一系列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虽然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一般说来，它们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但高教部对原法学院的调整工作是很被动的。当时比较合理的办法应是北京几个大学的法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但是，当时没有这样作，而是被动地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和北京政法学院。不一年，中央财经学院终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了。
整个院系调整过程反映出高教部负责同志有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就拿劳动专修科的设立来说吧，在院系调整前课程改革期间，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原社会学系里就曾设立过劳动专业组，而且其后在燕京大学里还将劳动组改为劳动系。这一切都曾经过教育部（当时高教部还没成立）批准的。在院系调整商谈的初期，教育部建议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成立劳动专业组，在教育部宣布初次方案时则建议取消劳动专业，最后方案又提出成立中央财经学院，并在中央财经学院内设立劳动专修科。据我们后来了解，教育部的初次方案建议取消劳动专业，事先是未征求劳动部意见而自作主张的，后来劳动部知道了，提出不同意见，才成立劳动专修科。整个变化过程都没有很好的跟学校教师商量过。
在中央财经学院的一年，劳动专修科的同志热烈盼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当时，我们除了高教部发给我们参考的一纸莫斯科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专业教学计划外，什么也不晓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机会好像要到来了，高教部那时有位张司长参加一个教育视察团去苏联视察高教情况，当时科主任通过院领导向高教部请张司长给我们带些参考资料来。可是张司长视察回来了，我们通过院方催促几次，最后的答复是张司长到武汉就任校长去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望就是这样落了空。
劳动专修科在它的成立时已是个难产的婴儿，但到中央财经学院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时，它更变成了像封建社会里没有人愿意承认的私生子了。听说经过多次的推诿，人民大学才勉强接受了这个私生子的。这里，人民大学领导同志应当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主义”在作怪，找顶合适的帽子戴上，会对今后工作有好处的。
1953年秋，劳动专修科搬到原中央财经学院新址。在表面上，上级领导总算注意到有个劳动专修科了，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或高教部来学习苏联劳动经济学的内容还是落了空。这个问题直到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来了劳动经济学专家之后才解决，但那已是1954年秋天的事了。1955年秋劳动专修科并入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劳动经济专业也就这样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在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新的一页。在直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里得不到苏联的先进经验，不能说不是个很大的讽刺，这是值得学校领导同志挖一下思想根源的。
这里应该指出，在劳动专修科的几年，几位同志经常谈到劳动经济专业的发展前途问题。我们相信劳动经济专业是必需的，因为随着国家工业化，劳动工资组织问题会日愈显露。同时，我们还认为劳动经济是一个既有政策性又有技术性的专业。因此，为着很好地培养这个专业的人才，高教部还应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可惜，当时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重视。
正确估计老教师的工作能力，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
1955年9月初，我们四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没有去劳动干部学校，而是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候高教部分配工作。学校人事处长告诉我们可以先选个教研室，在那里学习。我们当时感谢学校的好意，但初时却没有想到等候了两个月才进教研室的（李景汉同志因病休养了半年才进教研室的。）。两个月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可也并不算短，而且当中还催促过好几次。在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学校领导对老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的积极性是不是有些低估了呢？是不是对老教师有背包袱之感呢？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给高教部提出：在院系调整的时候，高教部有没有对法学院的许多老教师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作过具体分析呢？如果当时很忙，其后几年是否有点时间作这种分析工作呢？如果没有这样作，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在整风时，高教部领导同志想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方面对老教师的看法是有了改变的。但是，一般的说，对生活待遇方面的改变多些，对老教师的思想和业务具体帮助还是很不够的。总的说来，原法学院的老教师经过“三反”教师学习后，对自己业务的信心大大丧失了。要重新培养自信心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还要有个物质基础。统计理论教研室的几位同志（包括党员与非党员同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帮助和鼓励李景汉同志，其后邹副校长又添了一把力，但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调查研究报告后，李景汉同志才真的重新有了自信心（李景汉同志曾说过到现在自信心还不是很足的。）。
我们应当说，老教师是有潜力的。许多老教师懂得一种或几种外国语，阅读外文书籍比较容易，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有外文写作能力，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不能不是一个巨大力量。解放以来几年，老教师或多或少学了新理论，其中还有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这样，兼有新旧知识的老教师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就会比青年教师更有批判的能力，这就便于帮助青年教师克服教条主义。无论在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中或理论分析研究工作中，他们将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每个老教师的潜力不同，这里需要作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既要跟老教师本人多商量，又要从老教师的朋友那里多了解，因为老教师既然失掉了自信心，对自己潜力的看法就会摇摆不定的，甚至，会不相信自己还会有潜力的。
这里还须指出，对老教师不能过分鼓励，做得过分了，鼓励就会变成压力，而对压力老教师是吃不消的。同时，对有了一些成绩的还不能过分表扬，过分表扬会使人冲昏头脑，以后就不易进步，不易发挥更大的潜力。这对老教师本人和对国家都是不利的。
讲师级的教师是目前学校教学中的主力。不能说学校领导方面对他们有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发展方向、培养前途有确切的认识。根据最近所反映的意见，学校领导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对这些缺点应当迅速地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以利教师之间的团结。
中国人民大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多科性的社会科学的大学
几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对专业发展是缺乏明确方向的，这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不能没有消极的影响。今后应积极的展开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早日决定发展方向。这里我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领导参考。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应发展成为一个多科性的社会科学的大学。这个社会科学的大学不仅要有四个政治理论专业，而且还要有财经专业。财经学科是以政治理论为指导的，而政治理论学科则是通过财经学科的帮助来联系实际的。目前各个专业已有相当基础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是好的。但各教研室之间很少来往，形成各搞各的，因之，大学就不能发挥有机整体的作用。要及早改变这种作风。为了办好这个大学，高教部应将原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法学院图书资料的一部分转交给中国人民大学。
大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
几年以来，各学科的教学中存有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深入检查。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政治理论专业要给非党老教师开门。这对青年教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扩大知识领域会有好处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北京市建立包括有工厂、农场、商店、基建单位的调查网。待时机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对北京市作一次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调查。这就会帮助教师与学生面向实际，跟工农群众交朋友。这样就会使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教师的思想水平还会得到提高。
为了让教研室领导同志更好地领导教学与研究工作，应使他们从目前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由教研室主任来做事务性工作是极不合算的，是很浪费的，而且还剥夺领导同志提高和向科学进军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
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要大家在整风运动中学会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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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委如何领导高等学校
　　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薛琴访
高等学校需要党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党能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能领导我们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党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我们的党委同志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犯了“三个主义”（官僚，主观，宗派主义），因此就产生了偏差。党的领导和党委的作风应该分开来看。
我认为党委会的领导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内容：
第一，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第二，保证教学条件；
第三，检查方针政策执行情况。
党委应该经常抓住这些问题。至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科学研究等问题，则应该相信学术委员会和教研室，大胆放手地让教师们去讨论，充分信任他们的业务专长，至于人事财务等行政工作应由院务会议（包括教学和行政各方面的人）讨论。这样才能发挥各级人员的积极性，而不是事事都先经党委会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拿到院学术委员会上去通过。
旧大学的教授治校，有很大缺点，宗派主义很重，我不同意。我觉得一方面要保证党的领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院学术会议和院务会议的作用，对科学研究、教学、行政各种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民主讨论。
党委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要充分信任。现在学校领导工作是从党委一条线下去的，好像认为非党员不能了解真实情况，非党员不能保密。院长直接找党员助教研究问题，等作了决定后，再找系主任去听取意见，这种作法是不恰当的，这是对高级知识分子、非党人士不信任。肃反运动后，党委把物理探矿系一部分学生和一位助教作了调动，没有和我仔细商量，充分讨论，这种作法很不妥当。对青年学生和助教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学校应该积极培养青年，多从正面去教育他们，而不应以不信任的态度，随便把他们调走，让他们永远背上一个思想包袱。还有物理教研室，从广州香港来的同志们也说，对我们究竟信任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得不到完全信任的压力下，缩手缩脚，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我认为有些人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如果本人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的，党委就应充分信任他们。
党委要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胆的放，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党委布置工作时不要单纯从上面布置任务，强迫命令，使下面养成盲目服从上级的盲从思想，不加思考地信赖上级的决定。党委应当发挥大家独立思考，鼓励大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党委领导要以理服人，要靠正确原则，而不是单纯靠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团员，凭党的威信来压服群众，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也应该如此。目前学校的团委会领导是不强的，水平不高，能力不够。作为五千多学生的团委书记，应当是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相当高的，并且是业务上能够作为青年学生榜样的同志。现在团委会只是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学生则是盲目的被“发动”去执行。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动脑筋，独立思考，辨明是非，而不是盲目服从。
党委应该切实贯彻党的高教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因此学校一切行政措施应该为教学创造条件，而不是教学为了完成某种行政措施而服务。学校的人事工作是为了完成教学，应该按实际需要来配备人力，而我们的人事处的同志老是坐在办公室内扣比例数字，似乎比例数愈减少，人事工作就作得愈好。我们教研室去年需要增加六位教师，人事处却自作主张，仅向高教部报两名，还骗我们说报了六名，部里只批准了两名，结果物理实验和习题课都从小班改成大班，教学质量降低。教研室教学辅助人员，也应按教学需要来补充，不要过于缩减。苏联高等教育考查报告中谈到，苏联某工学院（学生约八千人）物理教研室有三十二个教学辅助人员，这完全是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我认为人事工作不应该是坐在办公室内研究历史材料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而是要深入基层去了解干部的现实活动来选拔优秀，满足教学需要。
我们学校总是强调统一领导，什么都要集中，党委的中央集权思想很厉害。实验室作教学模型的木工，修配仪器的金工，教研室的绘图员，都要脱离实验室教研室集中到行政办公区去。这完全不是从教学出发，而是从行政管理“有权”来考虑问题。有些问题没有充分讨论，院长就一个手令。我认为必须改变这种作风，应积极发挥基层作用，集中也应该经过民主讨论才能执行。
我们学校领导，对基础课很不够重视，具体表现在教师工作量上。基础课教师担负工作量比专业课重，压这么重又怎样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呢？这还表现在经费使用上。学校经费向来是重点使用，重点教研室（由院长指定）多半是专业课，没有基础课的份。党委要认识到，不加强基础知识训练是培养不好地质工程师的。特别是地球物理勘探各专业，必须有很强的基础科学，要有科学水平较高的基础课教师和仪器设备充实的基础课实验室。这样才能帮助物探专业教研室在教学上和科学研究上顺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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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要的一课
　　张介
“恐吓信”之类的丑恶词儿，很久没有看到、听到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人民解放、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的鲜明标志之一，是新社会的荣耀。然而如果以为新社会中个个人玉洁冰清，没有一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血，用不着任何警惕，甚至连敌我观念都不妨丢开，那是危险的想法。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便是警钟。
自然，我们不是神经衰弱者。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惊吓。从暗地里丢来的肮脏石子，何损于六亿人民的前进步伐。然而在反社会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复辟”的时候，这封恐吓信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意义倒是不小的。
凡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都记得恐吓信之类的“无耻之尤”吧。我们不得不想起蒋介石王朝的文治武功：特务如毛，横行霸道，明枪暗箭，无恶不作。一篇漏网短文可以换得一封恐吓信，有时还可以换得一颗定时炸弹；几句演说词可以招来美造无声手枪。李公朴、闻一多的鲜血，记忆犹新。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今天的青、少年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先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
不错，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旧社会的死亡不同于个人的逝世，我们无法隔离它的尸体。它就在我们的新社会中腐烂着，散布着毒菌。我们在打扫基地，建设高楼大厦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必要的防毒、消毒工作。如果有谁以为这要妨碍他的“民主”和“自由”，那也没有法子，因为谁也无权取消别人防毒、消毒的自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是广大人民用长期的流血斗争换来的，难道没有保卫它们、发展它们的自由？
毫无问题，有血有肉的人总是有缺点，难免犯错误的。而就我们的“防毒”、“消毒”工作来说，又何尝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对它们负责，决不会把它们推给旧社会的“尸体”。我们正在开展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做得很对、很好。而“做得很对、很好”的证据之一，便是写给卢郁文的那封恐吓信，它在新情况下又一次向全国人民证明了：谁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生活的开辟者和发展者，谁是它的不可救药的敌人！
6月8日人民日报关于那封恐吓信的社论问道：“这是为什么？”我相信一切正直的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一封短短的恐吓信，给我们大家上了重要的一课！

第8版()
专栏：

　　大人先生们的心事
　　邵燕祥
　　“哼！党天下，党天下！
　　工农居然坐天下！
　　分我土地，抢我工厂，
　　攥着刀把，掌着印把！
　　大好的‘中华民国’，
　　变成了你们的天下！
　　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
　　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
　　咬碎钢牙！
　　“甚么社会主义，
　　糟！糟！糟！
　　甚么人民民主专政，
　　不好！不好！不好！
　　甚么共产党领导，
　　不要！不要！不要！
　　甚么从团结到团结，
　　我要搅他个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同道们，
　　来，来，来！
　　不要错过好机会！
　　趁着他们除三害，
　　搅混河水摸鱼来！
　　我们的大害是共产党，
　　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
　　共产党下台，我们上台！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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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暗箭及其他
　　夏之风
　　公开的反动言论比较容易识别，而“弦外之音”则就更容易迷惑人一些。“弦外之音”的特点是：旁敲侧击，似是而非，官货里头夹私货。
虽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提高嗅觉，擦亮眼睛，那些见不得人的无耻勾当还是容易识别的。
有人对“歌功颂德”有反感。
想来也不为无因。历代统治阶级都欢喜搞这个玩意儿粉饰太平。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成了人民的中国，功德归还人民，人民对于他们手创的伟大事业和集中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与领袖加以歌颂，这正是表达了人民十分热爱自己事业的感情，谁曰不宜？有人看不顺眼，考其原因，我看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人和广大人民的呼吸还有不大相通之处，甚至在思想上有反对人民这种感情的另外一种感情在。
有一种论调：既然是相互监督，就该平起平坐。
如果把平起平坐理解为要有平等态度，不容有所歧视，这是对的，这个要求也是正当的。
但是，有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意思：既然相互监督，就谁也不比谁大，因此也不必谈什么领导不领导。所谓“政治设计院”，所谓“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该要参加”，我看实际就是从这条大前提上生下来的。
谁大谁小，这是客观存在，不是什么主观意志决定得了的，姑置勿论。但是领导不领导却一定要谈，宪法既有明文规定，而没有这个领导也就说不上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卢郁文先生建议研究党政关系时要遵守三项原则，我看是一条使 某些人头脑清醒的好建议。
现在“帽子”好像不行时了。
据说是这么一条公式：帽子＝教条主义。
然而，完全没有了帽子好像也很难办，比方，有人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等等。你要把这些话概括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势必非有一顶“帽子”不可。
其实，我们要反对的只是不从事实出发、不加分析的乱戴帽子，乱戴帽子才是教条主义。
有人说：“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又有人接过来补充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这一接话就说得明白多了，原来是要铲无产阶级专政之根。
想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回溯一下近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史，形形色色的取消论，对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现在一些人的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只不过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面的“老病复发”而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一下历史，对我们理解当前鸣放中的一些现象是会很有好处的。
在大家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时，却有人“惟恐天下不乱”。不允许反批评、写匿名恐吓信，只是较为明目张胆的典型一例。
不过，我们应该深信，天下并不是那么容易“乱”得起来的，只要看一看6月8日“人民日报”上代表了广大人民声音的一些抗议，就很容易想通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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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戈壁滩上的姑娘
　　萧有立
这是去年7月间的事情：在柴达木盆地的一支女子测量队，发生问题了。
这一天早晨，队长楚贞淑带着姑娘们，还有两个测工，正要出发，炊事员老赵拦住她说：“队长，现在只剩下五天的水和粮食了，怎办？”楚贞淑知道，骆驼到大队部去，来回要四天的工夫，她便说：“马上就派驼队到大队部去。”驼队刚搬了帐篷是挺累的，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第四天，是驼队应该回来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望眼欲穿，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黑，四野静寂得像一池死水一样，连一点儿骆驼的铃铛声也听不到。
第五天，仍然无影无纵……。
第六天，水没有了，粮食没有了。到过戈壁滩的人们都知道，在那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汽车可以跑个三天、五天、甚至是三月、五月，都会见不到人的足迹，就连飞鸟，野草也见不到，总之，连一点儿生命的痕迹也没有。干旱的戈壁滩上，一望无际，水更是像珍珠般的宝贵，和粮食一样，都必须从挺远挺远的地方运来。这一天，姑娘们吃了个半饱，仍然出工，她们总是往好的方面想：“驼队或许是在难行的戈壁滩上碰到什么事情，耽误了两天，今天会把粮食和水运来的！”
晌午了，驼队仍然没有来，第一个着急的是炊事员老赵。在帐篷里，他急得搓手顿脚，最后，他把几个面袋都拿出来，抖了抖，费尽好大的力气才抖出了一点粉末。他又把水桶、盆、锅都翻过来，滴了好半天才滴出一点儿水。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赵想尽了办法，连发面头也拿出来做了，也只能做出七个馒头。
小队共有九个人，怎么来吃这七个馒头呢？这一下可把老赵难住了。他只好把馒头装到挂包里，跑到工作的地点，交给队长楚贞淑。楚贞淑问：“老赵，你吃了没有？
“老赵很快地回答说：“吃了”。其实，他哪里吃了呢？楚贞淑又对着姑娘们说：“两位测工扛标尺、背仪器，两条腿跑得比我们多，比我们累，也比我们饿，我的意见是，他们俩个每人给两个馒头。”姑娘们没有吭声，都点头同意。剩下的三个呢？他们六个人，一人分半个吃。
夜晚，荒凉的戈壁滩上，黑糊糊的一片，什么也见不到，只有天上的残月和不很明亮的星星陪伴着她们。帐篷里，队长楚贞淑理了理她那柔软的短发，一对深沉而又动人的眼睛，注视着每个姑娘，她下命令了：“明天，你们由小芳带队，回大队部去，我和老赵留在这里看帐篷。”
第二天，太阳还没升起，姑娘们拿了望远镜、罗盘，还把几样日常用品装到口袋里，向大队部出发了。走呀，走呀，她们又饥又渴，把唯一能吃的牙膏也吃下去了，用尽力气迈步前进，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忽然，望远镜里发现远远的地方，出现了两顶白色的帐篷，在晚霞中闪着金光。有希望了！她们鼓起劲头，奔向帐篷一看，这还不是大队部哩，而是另一个普查大队的营地。原来她们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走了整整一天，才只走了二十几公里，到大队部还有五十几公里呢。
在普查大队，她们吃了、喝了之后，便由普查大队的嘎士车，连夜把她们送回自己的大队部。在大队部，她们才知道，驼队当天到大队部，当天就把水和粮食运走了。为什么六天了，还没有运到呢？据后来了解，驼队在距离帐篷仅仅三公里的周围，盘旋了两天才找到帐篷。因为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不但千万年来没有路，就连人的足迹也没有过，而这些姑娘们的足迹还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在这儿出现，她们就这样用自己的脚给后代人踏出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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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佐临的“布谷鸟又叫了”
　　李健吾
佐临是少白头，心却那么年轻。心年轻的人才有笑劲儿，也才懂得笑劲儿。看不到他的莎士比亚（他会笑微微对你说：“没有条件嘛！”怎么会的？他摊开一双秀气的长手，不说下去了），能看到他的喜剧，上海话剧观众已经觉得满意了。
4月底，我离开上海之前，有福气看到他新近导演的“布谷鸟又叫了”。我笑不拢口，觉得自己年轻了。
剧作者杨履方要领导关心人，多关心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事业发展中间的一个不小的矛盾。大家都要干大事，特别是领导干部，干的满头大汗，就忘记了大事是人干出来的。这些可尊敬的领导干部，口口声声唯物，作起事来，就跌进了唯心的泥塘子。戏不但写的臌囊囊的，还写的那样欢势、那样热闹，难得看见一星儿公式主义。
可是没有佐临，这出“布谷鸟又叫了”，说不定在台上也会闷回去的。散场的时候，一个观众边走边说：“这出戏就看导演了。”一想也有道理，这里先没有角儿。一连谢了三次幕，台上几乎全是观众头一回看见的陌生面孔。佐临有本事叫观众喜欢这些年轻人。
对我来说，脸模样并不陌生。有一大半，作过我的一课半课的学生，连扮老婆子的也是。久违了啊，你们在学校摸不着机会上台，光练不唱，毕了业，不练不唱，又摸不着台上（动词。——我小时候没有戏剧学校可进，只在各学校的小台子上混）。不过你们也真走运，才露脸，就碰着了佐临这样的喜剧导演（我在他底下演过戏，我知道我这话的实际意义）。
我也替佐临开心。孩子们没有辜负他的匠心。谢德辉这个小布谷鸟儿笑的多好啊。连串儿笑，像山涧在乱石头上跳，像小玲璫在风地里响，别想有什么挡得住她。可是笑着笑着她就哭了，才哭，刚强的性格又让她想着好笑，她又笑了。我分不出是笑是哭，我只觉得青春像一股子气在我心里头窜。
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者、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害的小布谷鸟儿闷声不叫了，可是大自然欢迎她和它在一起歌唱，党欢迎她这样的生龙活虎的倔强性格为党的事业奋斗。
可是我们的布谷鸟儿唱了起来，为什么那么多的洋味儿呢？是歌子太洋，还是嗓子太洋？
还有，你们把肥筐从这边挑到那边，来了去，去了来，中间距离是不是太近了些？可是，戏到底是戏，这说明了劳动。叫你来处理，又怎么处理？我真还想不出别的法子处理。
看不到佐临的莎士比亚，能看到他的抒情喜剧，却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总比什么也看不到的强。
（这出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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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拉郎配”
　　董代
登场人物：赵甲，钱乙，孙丙，李丁。
场景：
某市一个文艺杂志的编辑委员
会办公室内。
时间：1956年某月
　　赵甲：有人说我们的杂志思想性薄弱，战斗性不强，又压制新生力量，你们说到底关键在哪里？
　　钱乙：我看，这不过是几顶吓人的帽子。
　　孙丙：（望了望大家，没有发言）
　　李丁：我谈谈我的意见，我认为主要问题还在于刊物的方向问题，也就是说检查我们刊物的标准，就是要看是不是合乎工农兵方向。
　　钱乙：（把眼镜脱下来，把手边的一 份小说稿推开一些，望了望李丁，看他这顶新帽子如何扣下来。）
　　赵甲：（喃喃）方向！嗯，方向。
　　李丁：（把眼神向周围横扫了一下）说老实话，如果你们把刊物的编委成分适当调整一下，那就会改观的。
　　钱乙：（一惊）噢……
　　李丁：比如，（把声音放轻下来，不大像发表演说的样子了）周工、武农和郑兵三位作家，都是久经革命锻炼，一向坚持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如果请他们参加了编委，哪……哪……（忽然话到此被一串笑声打断了。）
　　钱乙：原来是这样。（全场 默然，幕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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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岁老人（国画）
这位格鲁吉亚的百岁老人究竟多少岁，我不知道。原先说好，我到他家里去为他写像；临时他坚持要自己来。我就伏在窗口上等候。到了约定的时间，见几位青年随一位银髯老者，健步走上旅馆的台阶。我寻思道，莫非就是他么？正要准备画具，有人叩门。进来的果然是他。我住在旅馆的第四层楼，那高度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七八层，这位百岁老人就这末一口气跑上楼来的。
董希文